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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敢再直接去质疑张迈的血脉。语气上也少了刚才那股咄咄逼人的嚣张，却转而质问起天策大唐的国本来：“方才冯国老亦引《汉书》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逐草随畜，射猎为生。此论范学士以为然否？”
不得不说，成书于两千年的汉书，对民族应该如何区分已有高屋建瓴的把握。这短短的一段话，便是从习性、服饰、民俗、语言与生产方式予以概括，虽然不是民族区别的全部，但以此作为依据，的确很容易分别出两个民族的异同，就是范质，也不能轻易推翻此论。
桑维翰继续道：“正如方才所言，服章可以改易，言语可以学习，但习性、生产，却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吾中国之为中国也，以农为本是也！反观汝天策，重商好利，以农为末。契丹之宰相，如韩知古也，韩延徽也，犹是儒家学士，汝天策之宰相，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商人之子！所行之政，重商贾，轻农事，最为荒诞处，竟放国债！这是将国家社稷，当作一个商户店铺来经营了——此正所谓贪而好利者也！吾中国百姓，以五谷为食粮，如天策也，百姓肉食者半，衣畜毛、食畜乳，虽不若游牧民族之茹毛饮血，但说起来，也就是由蛮夷方入中国，半农半牧之族罢了！”
如果放到秦西，范质对“放国债”之类离经叛道等政务其实也持保留态度，但这时身在国外屁股自然不能坐歪了，淡淡一笑，说道：“吾唐何尝轻农！请问桑枢使，中原田亩，一亩小麦所产几何？”
桑维翰为之一愕，他们这些儒学大臣，论的是四书五经，想的是国家大事，“农为国本”是人人都挂在嘴上的，但有几个人去关注小麦农田，一亩产量多少的？
幸亏桑维翰也是一个能办实事的重臣，当即答道：“田分上、中、下三等，天下九州，土壤各别，气候殊异，农夫力田与否更是判若天渊，如何能轻辨田亩亩产几何？”
范质道：“那以洛阳城郊之中田计算，一亩几何？”
桑维翰道：“京畿良田，亩产约为二石，至于中田，约为一石有余。”
范质赞道：“果然不愧是石晋之良臣也，虽然风骨甚差，政务却是熟悉！”
桑维翰听了这话，似在赞自己，又似在贬自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不过儒门中迂腐者大多五谷不分，能像自己一样知道农田亩产多少的，在场文人只怕也没几个，不由得微微得意。
却又听范质道：“今洛阳之良田，若农时不误，折合成我天策唐制，一亩小麦地，上田一般是三百九十斤上下，中田一般是二百八十斤！”
古代的度量衡，历代都有变化，每逢皇朝建立，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标志，天策政权下的度量衡早已建立，而且随之丝绸之路而影响四方，现在就是洛阳的商家，有许多也都是用起了“唐尺”、“唐斤”——这一方面因为唐尺、唐斤、唐斗的应用范围更广，石晋、孟蜀、契丹以及远西的天方、南亚的印度都各有各自的斤斗尺寸。若各用各的不免混乱，而使用居中贸易的天策度量则没有问题；而另一方面也是天策的度量衡制式更加标准化，东则秦州、敕勒川，西至河中、印度。每一座城镇都有至少一套作为标准的度量衡器，包括尺寸、斗升、斤两。所以往来商人进行贸易时，用天策的唐尺唐斤，比用中原的更加方便。
天策政权的软实力影响，其实比其军事实力走得更远！
范质继续道：“中唐之时，按李翱笔迹所记载，近畿中田亩产约折合三百二十斤，比之汉时，亩产提高了约四分之一弱，而在汝石晋治下。近畿中田之亩产，又回落到汉朝时的水平。”
在场文士，听到这话相顾骇然，范质能够从史籍之中寻找出汉朝、唐朝的中等田地的亩产并不奇怪，在场文士个个都是学者。只要愿意下功夫谁都有这个能耐。
但作为一个“外国使臣”，竟然比他们还更清楚洛阳近郊的具体亩产，这就叫人骇然了！就是桑维翰这等能臣，对于田亩的亩产也没法精确到这个地步！
冯道、赵莹等人也无不心头一凛，几个大儒对望一眼，均寻思：“张龙骧果然志在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