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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第二天回到了伦敦。她从坎伯威尔发来一封电报，告诉我她要回来。她的火车进站时，我就在霍尔邦高架桥上等她。我必须说，其他任何原因都不会让我离开贝克街。我仍然相信福尔摩斯会设法联系我，生怕他冒着所有危险回到了原来的住所，却发现我不在那儿。可是我也不能设想让玛丽独自穿越这座城市。她最伟大的美德就是她的宽容，忍受着我长期离家去跟夏洛克·福尔摩斯做伴。她一次都没有抱怨过，其实我知道她担心我正置身于危险之中。我现在理应向她解释她离开期间发生的事情，并且遗憾地告诉她，我们还要过一阵才能长久团聚。我也很想她，盼着再次见到她。
现在是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月初的坏天气已经过去，太阳高照。虽然天还是很冷，但一切都闪耀着一种繁荣和欢快的色泽。人行道几乎被熙熙攘攘的行人淹没了：从乡村来的家庭带着瞪大眼睛的孩子，他们的人数本身就可以填满一座小城市；铲冰者和清道夫也出来了；糖果店和杂货店装饰得五彩缤纷，每个橱窗都打出烧鹅俱乐部、烤牛肉俱乐部和布丁俱乐部的广告，空气中弥漫着焦糖和水果馅的香气。当我下了马车走进车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时，我想到是什么使我疏远了眼前的一切，疏远了伦敦每天的乐趣。这或许是我与夏洛克·福尔摩斯交往的不利之处：它把我引到阴暗的地方，真正没人会选择去的地方。
车站一样拥挤。列车准点运行，站台上满是拿着箱包、提着篮子的人。小伙子们像爱丽丝的白兔子那样亢奋地跑来跑去。玛丽的车已经到站了，车门打开，把更多的人倾倒进这座大都市。我一时找不到她，但后来就看到了。她走下车厢的时候，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不安。有个男子忽然出现，拖着脚步从站台上走过去，好像要和她搭话。我只能从背后看到此人，除了一件不合身的夹克衫和红头发，我无法再看清什么。他似乎还对玛丽说了句话，然后就登上火车，消失不见了。不过，也许我看错了。我走近时，玛丽看到了，露出笑容。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一起往出口走去，我叫车夫等在那里。
玛丽有许多话要对我说，讲述她这次拜访朋友的经过。福莱斯特夫人很高兴看到她，她俩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家庭教师和女主人的关系早已成为过去。那个男孩理查德很懂礼貌，举止得体，从病中康复后就成了可爱的小伙伴。他还是特别爱读她写的故事！那个家庭就像她记忆中的那样，舒适而热情。整个拜访都很成功，只是她自己在最后几天有点儿头疼和嗓子疼，旅途中又有所加剧。她看上去有些疲倦，我追问之下，她抱怨说胳膊和双腿的肌肉感觉有点儿沉重。“可是不要对我大惊小怪，约翰。我休息一下，喝一杯茶就会恢复的。我想听你所有的新闻。我读到了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那桩奇事，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责怪自己没有更仔细地检查玛丽的病情。我当时无暇分心，她又把自己的病说得那么轻松，而且我还在想着那个跟她搭讪的陌生男人。很可能，就算我了解病情，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永远承受这个内疚：我对她的身体不适掉以轻心，没有看出伤寒病的早期症状。这个病魔很快就要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
是她提到了那个人，就在我们上路之后。“你看到刚才那个男人了吗？”她问。
“在火车上的？看见了。他跟你说话了吗？”
“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我心中一惊：“他说什么？”
“就是‘早上好，华生夫人’。他非常笨拙，是一个工人，我估计。他把这个东西塞到了我的手里。”
她拿出一个一直攥在手里的小布袋，刚才在我们见面的欣喜和出站难免的匆忙中，她几乎已经把这个忘记了。现在她把它递给我。袋子沉甸甸的，里面有东西，我起先以为是硬币，因为听见了金属的叮当声。当我打开，把袋里的东西倒在手心时，却发现是三枚坚硬的钉子。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人没说别的吗？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不行，亲爱的。我几乎都没看他，因为我正望着你呢。他的头发是栗色的，我想。脸上脏兮兮的，胡子拉碴。这要紧吗？”
“他没说别的？他有没有要钱？”
“我告诉过你。他打招呼叫我的名字，没别的。”
“可是为什么有人要给你一袋钉子呢？”这话刚出口，我就恍然大悟，兴奋地叫了起来，“钉袋！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