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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森——看来只能这么称呼他了——笑了一下，露出参差不齐、布满污垢的牙齿。“很抱歉，我要纠正您，实际上我是一个海关港口稽查员，不过我确实要用粉笔在要卸船的包裹上做标记，并用红墨水在分类册上登记号码。我本来在查塔姆的海关工作，两年前来到了伦敦。原以为换个地方对我的事业发展有好处，没想到这差点儿把我毁掉。关于我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出生在汉普夏郡，父母仍然生活在那里。我结了婚，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妻子了。我是个倒霉的可怜虫，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我清楚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更糟糕的是，我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我会为了您的二十英镑而出卖我的母亲，福尔摩斯先生。没有什么我不能做的。”
“那么您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呢，汉德森先生？”
“能再给我一点儿白兰地吗？”我又给他倒了一杯，这次他略微端详了一下酒杯。“鸦片。”他说，然后一口把酒喝干，“那就是我的秘密。我有鸦片瘾。以前吸鸦片是因为喜欢，现在是离了它就活不下去。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暂时把妻子留在查塔姆，等我在沙德维尔安顿下来，找到住处再说。那里离我新的工作地点比较近。您知道那片地区吗？住着水手，那是不用说的，还有码头工人，有中国人、东印度人和黑人。哦，五花八门的人混杂在一起，有着许许多多的诱惑——酒吧、舞厅——骗取每个傻瓜的钱。我可以对您说我很孤独，想念我的亲人，也可以说自己太愚蠢。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十二个月前，我第一次付了四便士购买那颗从药罐子里拿出来的褐色小蜡丸。当时那个价钱显得多么低！我又是多么无知！它给我的快乐超过了之前体验过的一切。我觉得似乎从未真正生活过。我当然又去买了。开始是过一个月，后来是过一星期，然后变成了每天，很快，似乎每个小时都得去那儿。我再也没有心思考虑工作的事了。我出了差错，受别人批评的时候，我大发雷霆。真正的朋友都离我而去。那些狐朋狗友怂恿我越抽越多。过了没多久，雇主发现了我堕落的状态，威胁要解雇我，但我已经不在乎了。对鸦片的渴望占据了我生活的每分每秒，就连现在也不例外。我已经三天没吸一口了。把赏钱给我，让我再一次沉醉在那遗忘的迷雾中吧。”
我怀着恐惧和怜悯望着这个男人，然而他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不屑于我的怜悯，他甚至似乎在为自己的状态而感到骄傲。汉德森病了。他正在慢慢地、从里到外地被摧毁。
福尔摩斯也神情严肃。“您去吸毒的那个地方就是‘丝之屋’吗？”他问。
汉德森笑了起来。“如果‘丝之屋’只是一个鸦片馆，您真的以为我会这么害怕、这么谨小慎微吗？”他大声说道，“您知道在沙德维尔和莱姆豪斯有多少鸦片馆吗？据说比十年前少了。但如果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管朝哪个方向看，都会轻松地找到一个。有莫特馆、阿普杜拉大娘馆、克里尔馆、亚希馆。我还听说，如果需要，在干草市场和莱斯特广场的夜总会也能买到货。”
“那‘丝之屋’到底是什么？”
“先给我钱！”
福尔摩斯迟疑了一会儿，把四张五英镑的钞票递了过去。汉德森一把抓住钱，在手里抚摸着。他的毒瘾就像蛰伏在他体内的野兽，又苏醒过来，他的眼睛里闪出黯淡的光。“供应伦敦、利物浦、朴次茅斯甚至英国——还包括苏格兰和爱尔兰——所有其他批发商店的那些鸦片，你们认为是从哪儿来的？克里尔或亚希的存货快用完时，他们到哪儿去进货？遍布全国各地的网络中枢在哪里？那就是您问题的答案，福尔摩斯先生。他们都去找‘丝之屋’！
“‘丝之屋’是一个犯罪实体，规模庞大，我听说——谣传，只是谣传——它在最高阶层都有自己人，它的触角一直伸到政府部长和警察官员那儿。也可以说我们谈论的是一项进出口贸易，但是它每年的价值是成千上万的英镑。鸦片来自东方。它被运到这个中央仓库，再从这里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分发出去。”
“在哪里能找到它？”
“伦敦，具体地址我不知道。”
“谁在操纵？”
“说不上来，我不知道。”
“那您并没有帮我们多少忙，汉德森先生。我们怎么能断定您说的是真的呢？”
“我可以证明。”他刺耳地咳嗽了几声，我想起嘴唇皴裂、嘴巴干燥都是长期吸毒的症状，“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克里尔馆的顾客，里面的装饰是中国风格的，有几张挂毯和几把扇子，有时候我看见里面有几个东方人，一起蜷缩在地板上。但是，开办这家鸦片馆的，跟您和我一样是英国人。这个人特别阴险毒辣，您肯定不会愿意跟他打交道。他有一双黑眼睛，他的脑袋像死人的脑壳。哦，当你有那四个便士的时候，他会满脸堆笑，跟你称兄道弟。但是，如果你求他行个方便，或者想要跟他对着干，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痛打一顿，扔进阴沟里。虽然如此，但我和他相处得还算不错，别问我为什么。他在鸦片馆旁边有一间小办公室，有时会请我过去一起抽烟——是烟草，不是鸦片。他喜欢听关于码头生活的故事。我就是在跟他一起坐着的时候，听他提到了‘丝之屋’。他雇用一些男孩帮他进货，并且在锯木厂和储煤厂寻找新的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