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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富弼上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予以采纳并颁发全国。
这十项改革措施出发点无疑是极好的，但问题也很大。
新政前四项措施直指满朝文武，显然措施太猛，几乎将所有人推到了对立面。更糟糕的是，看似规模宏大的十条措施牵连甚广，深度却不够彻底，而且因为仓促变法致使没有完善的后续配套措施。比如被罢黜官员如何安置，比如农民能得到什么具体好处？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于是，该得罪的得罪光了，该团结的却一个也没团结到，如此新政实在难以为继。在关键时刻，改革派内部又出现了猪队友。
公元1043年4月，新任枢密使夏竦刚刚回到汴京，就因弹劾而免职。所谓“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国子监直讲石介见状，深感新政有望，忍不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颂圣主宋仁宗躬览英贤，召用范仲淹等贤臣手锄奸桃。
这个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于是毁谤新政、指责改革派是朋党的言论越来越多。夏竦更是直接利用石介曾向富弼上书之事，构陷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人有谋逆不臣之心。难怪改革派主将范仲淹怒斥道“为此鬼怪辈坏事也”，就是这些装神弄鬼的家伙坏了大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阳修撰写《朋党论》上奏宋仁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