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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号上，史学家瞿兑之发表了一篇纪念李诫的文章，希望学界从六个方向研究中国营造：
训诂解释、考据、考察制作流程、考察材料、社会经济状况和外来文化影响。
他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学界研究古建筑的态度和取向，而他倡导的这六个方向其实正符合伊东忠太对中国学者的界定——“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的探索与研究方法。
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伊东忠太更是如此。
因此上，无论年龄、思想还是实践，伊东忠太都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
他还是“建筑”这个译名的命名者。
早在1894年他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
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
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伊东忠太已经给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与研究理清了头绪，出版了《支那建筑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调查与记录，乃至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