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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礼而无大义,岛国学习的是大唐文化,而在宋的时代,中原文明有过明显的分野。
有人认为宋之前,中原文明是礼与器的时代,在宋之后是礼与理的时代。礼与器的时代,是器具按照礼的秩序摆放,每个器都有自己的含义,是礼的体现,比如祭祀品、衣服、建筑、礼节等等,都是要体现礼的。
礼其实就是阶级划分,唐朝属于贵族玩佛道,寒门弟子玩儒家。在唐朝,寒门弟子肯定是玩不过贵族的。所以岛国学的就是礼与器的文化,而大唐也是礼与器最后的巅峰了。
不管是大汉末期的党锢之争,还是大唐末期的牛李党争,其实是皇帝和宦官对豪门,以及豪门对豪门。
到唐末,贵族死了很多,宋朝之后,豪门衰落,出现了士大夫对士大夫的党争局面,开始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和小人不用器来区分,而是用理来区分。
理,不简单是道德,不简单是仁义,而是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等所有的属性,是一种万物内在的本质。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其实和春秋思想家反对器是一个道理,春秋反对器,是因为‘人不如器’的陪葬文化。宋朝反对器,是因为士大夫的出身低位,大部分玩不起器,他们如果也玩器,就是加入贵族阵营,所以他们不能玩具体的器,得玩虚的理。
这样一来贵族也没办法把握话语权,贵族可以有钱,可以有华美的衣服,可以有很好的仪态,但他们无法把握话语权,因为贵族的钱、衣服、仪态不符合天理,属于人欲。而士大夫最重要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