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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低损耗模式的优势很明显，只是全面战争时期，这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高烈度的全面战争。
想想也明白，人类社会一旦形成一个组织，哪里能存在什么所谓的无为而治呢？
民众体感的无为而治，恰恰证明了官府执政的成功。
官府设置了一套规矩，自己也进入其中，大家一起规规矩矩照章办事，不超脱，不乱来，不破坏规矩，时间长了，最初的有为就成了底层民众体感上的无为。
想要办大事，需要有为。
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积蓄国力，并且得到民众的认可，降低执政成本，恢复民生和因为战乱而损失的人口，就需要“无为而治”。
虽然时代变了，斗转星移，汉初黄老之学倡导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可能适应当下的生产力状态，强行回到过去，那就和王莽一样，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大型社会实验。
但是其本质并未过时。
即每一个人都守规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想要民间守规矩，不难，想要官方守规矩，很难，因为规矩本身也是官方制定的，如何让官方也守规矩，考验着执政者的执政水平。
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精髓。
曹参没有刘邦的威望，没有萧何的天才，所以他把那些喜欢搞事情、天天想着升官发财的不稳定分子赶出自己的执政班子，换了一群老实巴交只知道照章办事的人来帮他贯彻萧何留下的规章制度。
官方守规矩，就意味着不折腾，意味着较少的侵害民间利益，就意味着较低的行政司法成本，就意味着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繁荣。
当然了，不管对于西汉也好，对于大明来说，曹参的做法都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内起到正面效果，轮到变革时期，这套机制必然要变。
但问题在于，这种切换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几乎是不可逆的。
古代朝廷一旦因为某种原因结束了这种轻徭薄赋的无为状态之后，在需要有为去处置的大事变终结以后，就几乎不可能再切换回来，下一次的无为而治，必然是下一个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