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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不管什么人披个什么皮，说让你去你就得去，说不让你走就可以不让你走。学校老师也好，精神病院医生也好，商场保安也好，居委会开会没开完也好……邓倚兰的愤怒，看在他人眼里，越发证实了她这个人确实精神有毛病——不用上班，单位掏钱给你治病，这是上哪儿找的好事呀，只有精神病才会这样又愤又恨。
给她开的药，邓倚兰全都偷偷吐了。等她爸妈来看过她，劝她好好治病、反省错误之后，她干脆放开了：反正她逃不出五大三粗的男护工监守，也没有人肯放她出院；那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再也不担心什么话说了会带来什么后果，反正她是一个精神病。
面对给她评估病情的医生，邓倚兰就说：“你知道我没病，你评估什么？你怎么不评估评估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
遇上态度蛮横的护士，邓倚兰就说：“我是不是成年人？我有没有行为能力？我自己不能给自己做决定吗，用得着你来为我好？”
放在一个月以前，她恐怕会被自己给吓死，现在她倒是像解放了，看着对方难看的脸色，心情畅快得很。
然而那个护士第二天时，用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将她打入了谷底。
“你还高兴呢？”那护士的语气和小学时的女老师一样，盯着她，笑着说：“你那个死去的老公被查出来和博物馆失窃有关了，想偷东西没成，黑吃黑才死了的，他们还没抓着犯事的人呢。”
那天邓倚兰什么也没吃下去，晚上却起来吐了两次。
入院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的要得精神病了。有一个病人整天念叨着“他们听得见我说话”、“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睛”；他们说他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可是邓倚兰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第五天的时候，出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渺茫的希望。外面的世界退化成了一个梦，想起来就觉得十分遥远。只需要几天的工夫，她在外面生活过的三十几年就模糊了，好像一团灰，被风一点一点吹散了。
她变得很少说话了，总是愣愣地盯着一个地方出神。好像什么也没想，又总是想得很累。
这天吃午饭的时候，她与其他病情较轻的病人一样，坐在饭堂里。她正望着自己的托盘发呆，有一个人走来在对面坐下了。
是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