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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卡斯泰尔肯定也是这样想的。他退后一步,转向我,然后又转向福尔摩斯。“我要去看瓦格纳的歌剧——但是,我刚才说的对您毫无触动吗?”他问。
“恰恰相反,我觉得特别令人感兴趣。而且您讲得那么清楚、详细,实在是值得称道。”
“那个戴低顶圆帽的男人……”
“您显然相信他就是那个奇兰·奥多纳胡。您认为他跟踪您到了英格兰,要实施他的复仇行动。”
“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我随随便便就能列出六七种。我总是认为,对一系列事件可以有任何解释,直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某个可能性;而且,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也应该三思而行,不能仓促得出结论。在这个案子里,不错,很可能是那个年轻人越过大西洋,找到了您在温布尔顿的家。然而,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过了一年多才踏上旅程?他邀请您到圣玛丽教堂见面是什么目的?如果他想取您的性命,为什么不当场把您一枪打死?更加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露面。”
“他是想恐吓我。”
“他成功了。”
“是的。”卡斯泰尔垂下了头,“您是说您无法帮助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做不了什么。您的这位不速之客不管是谁,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找到他的线索。不过,如果他再次出现,我将会很高兴向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能够告诉您的还有最后一点,卡斯泰尔先生,您可以平心静气地欣赏您的歌剧。我相信他并没有打算伤害您。”
然而,福尔摩斯错了。至少第二天看起来是这样。就在那天,那个戴低顶圆帽的男人又出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