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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伯医疗器材公司看过担架所使用的帆布和木料后，证实它为一九五二年的产品，难怪这副担架如此老旧脏污。
那年，佐伯医疗器材公司总共生产了两百五十副橡木料的担架，一百五十副卖给各医院和疗养院，其余一百副批发给专营医疗器材的经销商鲸屋。鲸屋根据订单卖给地方的小医院，或是卖给上门的顾客。在门市零售的部分已无法查出买主，但平常往来的客户均有簿册记录。项目小组根据佐伯医疗器材提供的资料和鲸屋的客户名单做成清单之后，决定展开地毯式清查——这些情况，一如新闻报道的内容。
从担架的脏污程度来看，专案小组分析，它可能是医院用品，因而从这方面着手调查。不过，这是一件相当吃力的工作。他们依照清单查访各大医院，光是查出一九五二年出产的担架，即大费周章。有的已经报废，有的早已遗失，与医院的器材数据不相符合。若真要逐一查核，实在需要极大的耐性和体力。
几名刑警分头展开调查，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很快就查出了相关线索。
A刑警到东京都内墨田区龟泽町的有吉医院查访时，该医院的总务科长对他说：“如果是那种担架，我们医院的确曾经被偷走一副。”
A刑警神情振奋地问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总务科长看过工作日志后，报出那天的日期。A刑警得知那天正是濑沼律师从东京车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不由得心跳加快了起来。
他旋即赶回项目小组，把那副担架送到有吉医院，当时有三名老练的刑警陪同。
“是这副担架没错，我们医院被偷走的就是这一副。”总务科长只看了一眼，当下断定道。
“怎么被偷走的？请您详细说明当时的情况。”刑警们掏出记事本准备抄录。
“这副担架跟其他担架就倚立在三楼病房入口处的墙边。”
总务科长说着，亲自带刑警来到那里。这家医院相当宽敞，外科病房设在三楼，与其他医院一样，病房旁边成了杂物堆放处，那副担架就靠墙而立。
“担架就立在这里，突然有人过来拿，然后扛在肩上抬走了。”总务科长指着通往医院后院的出口说道。
“扛在肩上抬走了？”一个刑警反问，“怎么知道的？有人看见吗？”
“有个看护看到的。是一名三十出头、身穿白衬衫黑裤子的男子扛走的。因为他态度从容，看护以为他是工友。医院的员工很多，不见得每个人都认得。那名男子从后院绕到大门，把担架抬进在外面等候的出租车，然后就离开了。”
“是那个看护看到的吗？”
“不是，是另一个护士看到的。她看到那男子的态度很从容，便不觉得奇怪。过了十天以后，我们清查医院物品时才发现的。那副担架很老旧，所以没向警察通报失窃。”
刑警把这些供述记录下来，并画了一张草图，汇报给项目小组。
担架被偷走的那天，正是濑沼律师从东京车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也就是濑沼律师到大崎的田丸利市家里上香后被绑走的翌日。显而易见，绑匪一开始就计划偷走这副担架，准备用来搬抬濑沼律师离开东京车站。
“这么说，司机应该还记得那个抬担架上车的乘客吧。你们马上到市内的出租车行找人！”项目小组的主任下令道。
结果不到两天就查出来了。一名年轻司机果真记得那个抬担架坐车的乘客，立刻出面说道：“我记得那位乘客，是在那天下午两点左右，从神田三崎町上车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身穿白衬衫。长相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坐到龟泽町的有吉医院，我把车子开到大门口，他叫我等十分钟，然后下车。等不到十分钟，他就扛着一副担架从病房大楼走出来，再把担架斜放在驾驶座旁，自己也坐了进来，然后又叫我开回神田。我还以为他是那里的医务人员呢。到了神田，他叫我在骏河台下停车，他便下了车。我拿到车费以后，离开前还回头看了他一下，只见他把担架立在地上，双手扶撑着站在那里，顶着炎热的阳光。看样子他好像在等其他车子。后来，我往银座的方向去了，就没有再注意他了。”
从这名司机的证词来看，那名男子打算在骏河台下换车。后来，刑警又查访过几家出租车行，却没有任何司机载过那名偷担架的乘客。
“看来他没有换搭出租车，而是坐上自用车的。”项目小组的主任这样分析，“他怕坐自用车去医院，可能会被记下车牌号，所以先坐出租车去，回程时在骏河台下下车，与人约好在那里换搭自用车。你们去打听一下，看那附近有没有目击者。”
然而，经过多方查访打听，数十名刑警仍然徒劳无功。别说没人看到他坐上自用车，连看到所谓身穿白衬衫、扛着担架的男子的人都没有。这附近车水马龙，又是商店街，大家都非常忙碌。
线索到此就中断了。
不过，侦查仍朝其他方向秘密进行。所谓秘密，就是不让报纸媒体知道警方的侦查进度。
最近的侦查尽量避开了新闻记者的盯梢。因为侦查进度若翔实地见诸报端，等于让嫌犯掌握警方的策略，对警方相当不利。当然，有时候也可以利用报纸，但多半都是弊多利少，徒增困扰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官方可以用各种理由封杀报纸的消息，现在的局势不同了。
所谓秘密展开侦查，便是从鉴识在新宿杀死田丸利市那把手枪的子弹着手。一发子弹射穿死者的腹部，卡在壁龛的柱子上；另一发穿过棉被卡在榻榻米里面。因为当时死者是仰躺，子弹是被凶手以枪塞进嘴巴射入的。
经过鉴识，那两发外壳发亮的铜质子弹，是由美制一九一一型四五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所击发的。项目小组为此大感震惊，因为这个型号的自动手枪，几乎是美国驻军发给士兵的随身武器。
问题是，嫌犯并不是美国士兵，而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从与美军的关系来看，首先可以设想的是，与驻军有关的日籍工作人员，例如传译员。其实，许多品行不良的日籍传译员后来沦为了恶棍。他们朝这个方向缩小范围侦查，可惜没找到任何有力线索，这也需要极大的耐性与长期努力。
“美军士兵专用的手枪外流，不全然是驻军里工作的日本人所为。有些专门陪美军士兵上床的Only<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和邦邦女郎<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要求以手枪代替嫖妓费，再以五千或六千日元的低价，在黑市里卖给日本人。”
项目小组认为，那些Only和邦邦女郎大多聚集在立川基地附近，从那里也许可以找到线索，于是开始朝这个方向下功夫。
事件发生后，项目小组根据子弹鉴识出凶器为四五口径自动手枪，侦查工作都是凭着极大的耐性长期进行。不过，立川附近的妓女们，个个口风很紧，她们担心被卷入风波，被问到这个问题，便像石头般沉默。即使她们没卖过黑枪，平常也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然不想逞口舌之快，以免惹来事端。
尽管如此，几个老练的刑警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撬开她们牢如牡蛎般的嘴巴。好在这些妓女彼此经常发生内讧，刑警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唆使她们互相检举，许多线索就是从那里找到的。
一般情况是，美军士兵以手枪代替嫖妓费交给妓女，妓女再把手枪交给自己的情夫或皮条客，以五六千日元的低价卖给街头流氓。那些流氓再以七八千日元的价格卖给专做驻军物资的黑市掮客，掮客把手枪转卖给第三者，此时价钱已经涨到一万日元了。
如此错综复杂的转卖过程，光凭四处打听、逐一追查，不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好不容易抓到妓女的情夫或黑市掮客，他们全推说不知道买主的姓名和地址，使得侦查工作到处碰壁。
然而，项目小组还是得撑下去，这是唯一有力的物证，只好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他们绝不让媒体得知消息，秉持着坚苦卓绝的精神，长期而秘密地展开侦查。
濑沼律师绑架案后，警方好不容易找到疑似犯案工具的担架，但是线索就此中断；连那批人分别在东海道沿线各站下车后的去向，也不得而知。项目小组正处于士气低迷和焦急的气氛中——这是每个进出警局的记者共同的印象。
夏末时分，正是外出散步的好时节。有个资深的E刑警带着有力消息回到了项目小组。自从发生枪杀案以来，已经过了相当时日。这个老刑警不畏日晒雨淋，每天守在立川基地附近打听消息。
“有个名叫真理子的妓女，今年二月左右，从一个黑人士兵那里弄到一把四五口径的柯尔特手枪。这消息是跟她闹翻的同居室友告诉我的。”E继续向主任报告，“我问过真理子，她倒是蛮干脆地说，已经把手枪交给一个叫阿安的皮条客。后来阿安变心爱上别的女人，令她非常火大。我曾经找过阿安这家伙，不过他已经洗手不干，不知去向了。”
听到这里，主任掠过一个念头，阿安会不会是枪击案的凶手？
“我仔细打听过阿安的长相。他才二十一二岁，戴着深度眼镜，个子矮小。”E刑警先否定了主任的疑惑说，“后来我向许多皮条客打听，看来阿安没什么朋友，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不过，有人告诉我，今年四月左右，阿安跟一个黑人士兵打架，大腿还被打断。他毕竟是皮条客，很可能是因为嫖妓费跟对方起争执，并不是他洗手不干，而是因为受伤没办法继续吃那行饭吧。他究竟流浪到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我想，他的新欢可能知情，便想直接去打听，可是那女人已经离开立川基地的老巢了。”刑警仔细地说明，“经过我四处查访，终于得知那女人已经搬到横须贺基地附近，于是我便去了趟横须贺。”
“在那里找到她了吗？”主任催促刑警赶紧往下说。
“找到了。我走得两腿发酸呢。见到她以后，我问阿安的下落，她说阿安的腿被打断了，目前正住院治疗。她又说，他住在东京墨田区龟泽町的有吉医院。”
“你说什么？”主任露出惊愕的神色说，“有吉医院？她的确这么告诉你吗？”
“是的。为了怕遗漏，我还把它抄在记事本里。”
有吉医院——那副担架不就是在那家医院失窃的吗？而且第三病房大楼正是外科患者的病房。
“太好了！”主任不由得激动地站了起来，“我们马上赶去有吉医院，见见阿安。”
主任说要亲自问讯，急忙叫车。为免引起记者的注意，他们佯装上厕所，从后门溜了出去，三名刑警早已在那里会合。
三
主任抵达医院以后，马上找来总务科长，表明自己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