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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恩和当地分局长的对话如下：
分局长：“我只是一名小警察，不认识特高警察。警局里虽然有特高组，但组长是县政府派来的人。”
盖恩：“那人怎么样了？”
“被放逐了。是九月二十三日的事，特高的人全都被解雇了。”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你看，门口不是坐着一个男人吗？就在美军步哨旁边，他就是原来的特高组长。”
“那他现在在美军宿舍做什么？”
“他负责联系美日双方。九月二十四日就接获任命了。”
“其他特高成员呢？”
“这个局里本来有六个人，其中三人现在在联络处替美军工作。”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罗伯特·B.特克斯塔的《日本的失败》这本书中。
一九四六年，在我所任职的县市邻县任职的CIC队长告诉我，他有一名非常“珍贵”的部下，专门替他处理最重要的任务，此人原本是有恐怖组织之称的日本秘密警察组中的高阶警官。CIC分队的某队员曾惊叹地表示：“这名前秘密警察对县内的大小事情了如指掌。分队长有这名得力下属相助，就连新政派占领军与日本人的接触都能仔细监控。”
面对持有“放逐”武器的GS，G2端出了CIC这个“谍报”武器来对抗。因此，CIC雇用干练的前特高警察任下级雇员来搜集情报也不足为奇。在此，美方占领日本后，首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组织不知不觉已纳入G2麾下，被重新组织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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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言归正题，遭到放逐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忽视GHQ的动向。他们很快就注意到G2与GS的对立状态，进而发觉这是美方管理日本的政策本质。随着美苏对立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日渐明显，似乎使他们确信跟着G2走才是正道。
这些政治家最后发现，能逃过放逐令的最好方法就是讨好G2（他们是指定名单里GS的死对头），借此打败GS那帮人。纵使他们躲不过被指名放逐的命运，也要在其他方面——也就是本质上——确保享有未被放逐时同样的权利。
起初，GHQ的各单位纷纷各显神通，企图放逐更多日本人来博取麦克阿瑟的欢心，各单位都想让麦克阿瑟看到他们在多么勤奋地工作。因此，渐渐的，即便是放逐范围之外的人也被纳入名单中，原因就是想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取印象分”。
不值得被放逐的人也被指名，因此人人自危。相较之下，原本被指名的大人物却通过上述种种关系躲过了放逐。占领军队对“指名放逐”的无知，导致他们只能惩罚无力的小人物，狡猾的大人物却继续为所欲为。
在此，笔者无意也没兴趣讨论放逐政治家与官僚的内幕。如果读者想了解这方面的事，可以找一些过去出版的书籍来读。我只想讲述鸠山一郎<a id="zw11" href="#zhu11"><sup>[11]</sup></a>的案例。
鸠山的事，部分人深信是与GS交好的楢桥渡搞的阴谋。在《鸠山一郎回忆录》中，针对当时的情形记载如下：
根据美国记者及随后那些美国人的叙述，当时，司令部有很多“桃色份子<a id="zw12" href="#zhu12"><sup>[12]</sup></a>”，据说就是这些人做主将我放逐。我等于是用反共声明放逐了自己。关于我的放逐，可说是我自己太不小心。再有就是楢桥渡当时大肆宣扬说美国官兵主动提出将我赶出政界。我在自由党的创立委员会及总务会上都曾发言抨击政府此举极为可恶。我捉住楢桥话语中的矛盾点，攻击他：“如果真有这等事情，为何日本政府不向对方说明根本没有理由放逐我，这样坐视不管，岂不是太不亲切了？”不过，我只忙着攻击，完全没有注意到防御。马克·盖恩便拿《世界之脸》来攻击我，其实他只是断章取义地截取了文中的可议之处，译成英文后分发给记者团。虽然没看过那篇译文，但我猜应是照原文直译。如果不是直译，不可能有材料可以攻击我。结果记者团就对我穷追猛打，正如盖恩自己所写的，把我逼上了放逐之路。
时至今日，世人皆知鸠山遭到放逐的理由之一是他战时从欧洲回国后，出了一本可称为旅行札记的书，谈论他对世界各国元首的印象，书名就叫《世界之脸》。书中褒奖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因此引起祸端。
不过，起初GS对于放逐鸠山一事并没有那么积极。鸠山的情况根本无足轻重。逼GS放逐他的，据说是盖恩这些进步派的美国记者。盖恩把鸠山约到位于丸之内的新闻俱乐部，拿这本书来围剿他。我从盖恩的《日本日记》中摘录了对当时的描述。
就在这次晚餐之前，我组织了一次政治性审查会。被告是鸠山。身为报社特派员，或许不该介入政治，但我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正当工作。身为美国人的我只想帮助日本揪出这个首屈一指的战犯——此人光是被指定为下一任总理候选人就已极具危险性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总司令部的某些军官拿了一本鸠山的游记译本给我，那是他结束造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后，于一九三八年回国写的。书中尽是身为民主日本的下一任总理绝对不该发表的危险言论。那些军官本来试图以这本书为由放逐鸠山，没想到失败了。于是，他们把这本译稿交给了我。晚餐开始之前，我把这本书撕成十二份，发给有兴趣的中、英、美等国特派员。
没想到第一弹竟是INS的特派员，澳大利亚籍的弗兰克·罗伯特森发射的。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到书的，总之，他拿着鸠山著作的其中一节，开口问鸠山对此作何解释。那一节写于一九三八年，内容是这样的：希特勒打从心底爱着日本。日本国民应加强精神训练，万万不可辜负希特勒的信赖。这之后，众人纷纷质问鸠山，现场逐渐火热。我承认炮火开得的确有点猛。不过，对于那段过去，鸠山除了怨恨自己之外，不能怪罪任何人。
随着问题益发尖锐，鸠山逐渐陷入混乱。起初他坚称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我们引用他书中的文章逼问他，结果他说那本书写的都不是真心话。但我们的武器可不止那本书。等有人开始提供更多资料时，鸠山已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无法与众人理论，变成一个畏畏缩缩的老人。就在鸠山欣然入座，准备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的八小时后，我们给了他致命性一击。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之前审查鸠山后让他过关了）看到明天报纸的大标题后，会有什么反应。
不过，正如鸠山在回忆录中所述，众人用来讨伐他时所用的《世界之脸》是已被拆散了前后顺序、断章取义后的。如果加上中间原有的文章，读起来或许就没有那么观点不明了。不巧的是，这部分不是鸠山写的，而是由评论家山浦贯一代笔。所以鸠山不管被问到什么，自然都只能说不记得了。显然，这是利用一些欲加之罪把鸠山逼上放逐之路。
如果真要抓人语病，那威洛比以前写过的这段文章不知会有何下场。
就在墨索里尼入侵法国前夕，威洛比曾就佛朗哥元帅及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写过深表同情的文章。他说：
不受一时情绪影响的历史判断，想必会借由重建白色人种在传统和军事上的优越感来抹消败北记录，这功绩将永远归于墨索里尼吧。（摘自特克斯塔所著《在日本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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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个党都无法取得绝大多数势力，因此当时的政局可以说处于停滞状态。鸠山打算和社会党合作，在他看来，事前既已安排好了应该没问题。没想到社会党夺下了九十二席，气焰大涨，对鸠山的合作案不为所动。同时币原首相在楢桥书记长和进步党干事长犬养健等人的安排下，决定以现职身份接任进步党总裁。但鸠山一心想与社会党联手，丝毫不想和进步党合作。
如果楢桥暗中搞鬼，放逐鸠山的说法是真的，那么放逐鸠山应该是为了让币原内阁顺利连任。可是，这里的问题不是日本政党之间的钩心斗角和暗算，而是这种勾当竟然是由GHQ一手包办的。反过来说，其实是利用G2与GS的对立，乘虚而入，以这个矛盾来整垮对手或提升自己的地位。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社会党某议员天天去司令部说某党员大佬的坏话，要求将其放逐。这种“打击对手”的行动不只限于日本人内部，后来还将矛头对准了GHQ内部的“敌人”。
例如平野力三<a id="zw13" href="#zhu13"><sup>[13]</sup></a>，虽因得罪GS而遭到放逐，但平野夫人却在平野的“敌人”凯吉斯失势前后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岩渊：“那背后还有一段秘闻。最后给凯吉斯致命一击的，其实就是平野先生的夫人。我记得是昭和二十四年吧，有一天，第八军司令部派哈德森上校去拜访当时担任参议员的平野成子，告诉她：‘老实说，如果不把凯吉斯赶出日本，占领政策就无法顺利推动，现在虽已有各方证据，却无人署名，这样不具效力，所以想请平野夫人签名。’夫人一听高兴地说：‘我现在就签。’当场就签了名。”
平野：“那是他放逐我的报应。”
（摘自《日本周报》昭和三十二年四月座谈会特刊）
赶走凯吉斯的阴谋，正是通过日本人的情报，由G2主导进行的。G2拥有CIC这个干练的谋略机关，做这种工作简直易如反掌。
与政界的放逐行动同时进行的财经界改革，则由掌管经济、金融和各实业的ESS（经济科学局）负责推动。在进行经济民主化这方面，GS和ESS的步调可说完全一致，来往也很密切。
GHQ最早是由G单位（参谋部）、行政部门（GS）和外事局这三个单位为主导的，其余单位只能称为“部”。
举例来说，日后改为天然资源局的NRS原本就是一个“部”。负责的业务中包括号称扭转了日本命运的农地改革，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农林省。因此，负责“放逐”的GS和负责“民主化政策”的NRS之间的关系自然日渐紧密。例如被派到NRS推动农地解放的拉德津斯基，后来却变为批判GS赤化的借口，这也是这种集团合作的例证。在民主化方向上，ESS也没什么改变。
还有一点非提不可，那就是被称为Legal Section（LS）的法律局（原本也是部）。在其与GS的密切合作下诞生了特审局。这个特审局的变化过程，如实道出了GHQ政策大逆转的来龙去脉。换言之，特审局让我们清楚看到了放逐右派转变为放逐左派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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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审局这个单位是昭和二十九年九月从内务省的调查部发起的。昭和二十一年由部升为局，后来遭到解散，变成总理厅内事局第二局，之后因与内务省解体相关的“麦克阿瑟命令”而逐渐萎缩。
昭和二十三年，司法省变成法务厅，第二局才获得“特别审查局”这个头衔，被纳入法务厅管辖。
这个特审局的工作是基于波茨坦宣言——“除去日本军国主义，排除对民主主义的妨害”——负责监视工作，因此与占领军的关系极为密切。
GHQ起先考虑该局内部职员均从内务省官员中挑选，但内务省的国家主义色彩仅次于军方，显然不合适。于是转而决定从他们认为不具政治色彩的法务厅检察官中选拔人才。因为在美国，法官深受民众信赖，如果把这项工作交给与法官同等地位的检察官，凭其权威与民众基础，应可担起这项重大责任。
第一任特审局长是由片山内阁任命的泷内礼作，他曾涉及很久之前发生的尾崎法官贿赂案——此案被视为司法部内的赤化事件，曾掀起轩然大波。当时泷内是札幌地方法院的预审法官，只因赞同友人尾崎法官的意见，涉嫌贿赂，因此一度被判入狱，判决执行后遂辞去法官之职。片山内阁成立后，律师铃木义男当上法务总裁，这才提拔这个朋友担任局长。单看被视为共党同情派的泷内都能当上特审局首任局长，便可看出该局的个性。换言之，与其说GS和特审局的关系密切，不如说它其实就是GS的政策执行机构。
因此，内阁一开始组阁，各报的政治组记者便纷纷涌入特审局打听组阁消息。因为组阁必然以被GHD认可的人选为主，而判断有无嫌疑的就是特审局。
“哦，你说A氏啊，那人恐怕不行吧。”
特审局课长阶层的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对报社来说就是重要消息了。说穿了，特审局等于是GS和LS这两派人马在日本的机构代表（参考司法记者团编《法务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