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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提及二·二六事件的各种书籍、记录，通常都是从相泽事件<a id="zw1" href="#zhu1"><sup>[1]</sup></a>进入二·二六事件的。事实上，从相泽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爆发，中间只隔了六个月，所以这么写也很自然。当然，这期间发生的事基本上也会提到，只不过都简略到几乎只是串场的程度。
然而，二·二六事件爆发前的那六个月其实很重要。如果不仔细审视这段经过，或许会误解二·二六事件的本质。不管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趋势，还是从个人动向来看，没有哪个时期比这半年更耐人寻味。
笔者有幸，得知许多大众不知道的内情和未公开的资料。
纵观事前形势，一句话总结，就是永田铁山的暗杀事件令陆军部动摇，也对政府高层和政界造成了影响。虽然林陆相<a id="zw2" href="#zhu2"><sup>[2]</sup></a>（林铣十郎）最后引咎辞职，但在那前后，包括进入川岛义之担任陆相时代的陆军，为收拾事态、重整军纪都颇为苦恼。这个问题可不小，因为以真崎（真崎甚三郎）为首的皇道派企图趁机卷土重来，他们正虎视眈眈地想夺取主导权。统制派为防止他们变本加厉，不得不大费周章。
区区一名中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陆军省斩杀长官，世人因此开始对陆军的权威起疑。军中的内斗和以下犯上的情形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军纪之松弛令人瞠目结舌。相泽事件的爆发，让原本对军方内部一无所知的国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军方的威信严重下滑。不只国内，对外也需费心设法恢复权威。可是，“肃君”方针如多头马车莫衷一是，内部又有日渐激化的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主权之争，造成时局动荡不安。高层决策因此更加暧昧不明，欠缺决断力。
这件事使得军方已无法再彻底压制皇道派青年军官及右翼浪人的活动。宪兵队和东京都警视厅的特高（特别高等警察）虽然对他们的行动高度关注，但也只能袖手旁观，无法做任何具体的预防措施。
皇道派青年军官在相泽事件发生后表现得极为亢奋，由于该事件而受到最大刺激与鼓励的，就是这群青年军官了。
这群人为四十七岁的相泽竟勇敢斩杀永田的行为深深触动。“一把年纪的相泽先生做到了，我们年轻人居然让老前辈抢先一步，真是不好意思！”，“这样太对不起相泽先生，我们也该迎头赶上，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就是这股感动驱使他们立意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事件发生后过了八十几天，以相泽为被告的预审结束了，预计翌年一月进行第一次公审。就在这当口，突然出现了新的状况。那就是军方打算在十二月份将第一师团移往满洲<a id="zw3" href="#zhu3"><sup>[3]</sup></a>，据称翌年五月左右正式动员移防。这一消息令青年军官们感受到强烈的焦虑，尤其是步兵第一连队（下文简称步一）和步兵第三连队（下文简称步三）的随队军官，更是大受冲击。日俄战争结束后，第一师团有整整三十年没离开过东京，现在军方上级居然想把他们调到满洲，这明摆着是要把被视为“危险分子大本营”的步一步三，连同整个师团一起发配边疆，放逐满洲。
虽说去满洲的人原则上两年以后便可回国，但这种事都变化多端，军官们或许会战死，或许在当地走散、各奔东西，况且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团结。因此，要行动，就必须抢在移防满洲之前。错过这一次，就算不能说发动昭和维新<a id="zw4" href="#zhu4"><sup>[4]</sup></a>至此永无机会，至少也会被大幅度后延。时间上的紧迫感，成为二·二六事件爆发的内在导火线。甚至可以说就是“时间”逼他们在二月发动那次“起事行动”的。当然这并非唯一原因，但“起事”的其他条件也有不少是配合时间勉强制造出来的。
在这种氛围下，相泽案在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审。特别辩护律师满井佐吉中校，及众多相泽的支持者（军人和右翼团体）决定仿照五一五事件<a id="zw5" href="#zhu5"><sup>[5]</sup></a>的法庭战术展开一场法庭抗争。他们打算利用公开第一师团军法会议，企图通过法庭抗争让世人了解被告的想法与辩护律师的主张。无论右派还是左派，一旦面临“审判”这项国家公权力的制裁，运用的战术其实都差不多。相泽案就是企图运用法庭抗争使得相泽减刑，并宣扬他基于尊皇思想提倡的“革新”，进而让皇道派势力占上风。
这场法庭抗争进行得还算顺利。如果纯粹就此案而言，相泽的支援者们大可以乐观寄望。然而另一方面，第一师团将移防满洲的命令已在内部非正式布达。“时间”继续对这群计划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激进青年军官施加压力。在昭和十一年五月启程移防满洲之前一定要采取行动，他们心中的焦躁随着“末日”的逼近而与日俱增。
此外，还有美浓部达吉<a id="zw6" href="#zhu6"><sup>[6]</sup></a>的天皇机关说遭到围剿等次要因素。总之，纵观二·二六事件发生前的状况，大致可以如此简单概论。当然这是极为粗略的，无法详细说明二·二六事件的全部状况，一桩大事件通常会掺杂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是相互作用下才会发生的。
摘自第七部《军阀的暗斗》
到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底为止的事态动向，总的来说就是相泽一案公审的抗争行动，即全面性的维新运动。这一时期，姑且决定以相泽公审为中心展开运动。这是包括前面提到的住在乡下的前辈上尉们的一致意见，栗原和矶部也基本上认同了这项决定。这段时期大约持续到昭和十一年的一月下旬，可被视为运动初期。
一月二十八日，相泽公审首日的晚上，众人在麻布龙土轩进行了第一次聚会。与会者有香田、栗原、安藤、村中、矶部、龟川、涩川等步一与步三的中尉和少尉共十二三人。这一晚大家只是听取旁听了法庭审理的涩川善助报告情形，纯属报告会。
到二月四日的第二次龙土轩聚会时，与会成员略有变化。有步三的野中上尉、安藤上尉和同队的坂井（直）中尉；还有步一的栗原中尉、同队的林（八郎）少尉；以及步三的常盘（稔）少尉、同队的清原（康平）少尉和村中、矶部、涩川。
这些人都是后来二·二六事件的执行者，事后除常盘和清原被判无期徒刑外，其他人都相继遭到处决（唯有野中上尉自杀）。
以下是新井勋的回忆。
“那天还是一样，以涩川描述当天的公审情形为主，偶尔就他记不大清楚的部分向村中和矶部发问。最后作出‘今后可能会进入证据调查’的结论后就散会了。”（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按照新井的说法，在十二日举办的第四次龙土轩聚会上，步一的军官和步三的军官在方法论一事上发生了争执。栗原、矶部和村中等激进派主张立刻起事，但安藤上尉所属的步三却漠视此论调，坚称还不到最佳时机。
同时，当天散会后，安藤、新井所属的步三组和村中、矶部留在别室继续议论，针对步一的矶部和村中提出的论调，安藤嘀咕了一句：“不管步一怎么想，步三都会坚持步三的态度。”据说后来和新井一起离开龙土轩、朝六本木走去的安藤曾对他说：“今晚的事别告诉任何人，步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步三的原则。”（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再说说第三次龙土轩聚会，那次发生在第二次聚会（四日）和出问题的十二日之间，具体说来是二月八日晚上召开的。据宪兵报告，此次聚会的出席者只有“香田、村中、矶部、涩川外加一人”，可说相当冷清。香田上尉是前面提到的佐藤军法官的副官，所以这次聚会是为了和其他四名民间人士（姑且假设那个“外加一人”也是）商讨公审对策。
如果说激进派和自重派之争在二月上旬日趋白热化，那么到桥本证人出庭，审理不对外公开的十二日为止的这段时期应可视为事件爆发前的中期。换言之，那时的运动已不仅限于初期举办的广泛松散的聚会，而是更注重实质性。受凝聚力影响，庭审期间开始逐渐盯紧民间团体和青年军官，这自然诱发了激进派与自重派之间的裂痕。
早一月份起，激进派的军官之间就出现了不少别有用心的小动作。步一的栗原、丹生中尉等人经常对下级士兵灌输昭和维新教育，进入一月份以后，教育的内容变得更加露骨。不仅“对新兵的教育方法尤为露骨”（摘自宪兵报告），军队还开始禁止宪兵出入。
在兵力的调度上，平时对下士官兵的“特殊教育”极为重要。如果没有事先对下士官兵进行精神教育和训练，一旦起事，他们必定派不上用场，只能等着失败。尤其麾下直属士兵有超过半数是一月十日才入伍、连军队什么样都还搞不清楚的新兵，栗原等人想必相当辛苦。
除了新兵，如何控制下士官也是个问题。下士官如果不听从军令，指挥官等人就等于失去了手脚。而即使再怎么教育下士官，他们也不可能具有和青年军官同等程度的维新精神，况且这次的行动又是袭击各地、刺杀大官，因此士官是否会听命行事，确实很让人不安。
矶部也很在意这一点，曾经如此回顾。
“无论以何种条件来看，部队都是不可能完成理想的维新训练的。有鉴于此，余以为若不能训练出理想的下士官兵，就得提高指挥官的决心，除了要和田中（胜中尉）、河野（寿上尉）密切联络，同时还要修养自身，加强余之决心。”（摘自《行动记》）
要靠指挥官的“异常决心”去说服下士官兵，勿庸赘言，自是以“长官下令”，必须绝对服从的军队纪律为前提。
可是，就算士兵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解决，麻烦的还有下士官。下士官多半是长年“吃军粮”的老油条，熟知军中表里，深知所谓的“要领”。其中还有人对中队长暗怀反抗之心，要“感化”这些下士官，困难可不是一点点。
没想到事件发生后，下士官远比预想中服从指挥官。就整个事件来看，似乎不仅仅是指挥官的“威严下令”奏了效——尤其对军旅生涯较久的下士官而言，更要归功于青年军官平日里进行的人性化教育与精神教育。这点在第九部还有详细论述。
摘自第八部《北、西田与青年军官运动》
二十五日晚上，在步一第十一中队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中尉的军官室内，矶部、村中、香田等人针对翌日凌晨即将发动的行动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山本又预备少尉则忙着油印《起事宗旨书》。
狙杀那些大官以后的善后处理当然是一大问题，善后处理反而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那关系到是否能让局势转为有利。
矶部的《行动记》是这样写的：
印刷《起事宗旨书》，草拟对陆军大臣要求事项之文案。此外，拟定名单列出哪些军人该斩杀、哪些军人该放过。
要求事项由村中、香田二人草拟。概要如下：
一、事态艰难，应尽快善后；
二、逮捕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南（次郎）等将军；
三、召唤同志军官大岸（赖好）、菅波（三郎）等人；
四、行动部队驻守原地不动。
吾等未见维新曙光之前决不退让，誓死达到目的。
内容大致如此。此外，余拟出的斩杀名单上有林、石原（莞尔）、片仓（衷）、武藤（章）、根本（博）等五人。立此计划时，二月二十五日这一晚的夜色正逐渐转浓。
陆相提出的四项要求中，第二项是要逮捕“危害皇军”的宇垣一派，将其斩草除根。相对的，第三项则要把革新派的老军官召到东京协助处理善后事宜。此举的目的是要拉拢和歌山的大岸赖好、鹿儿岛的菅波三郎、朝鲜罗南的大藏荣一、丸龟的小川三郎、青森的未松太平等地方代表，稳定全国各地部队的军心。
至于其他决意参加行动的军官，他们深信“只要我们登高一呼，必可带动全军起义”（高桥太郎少尉的供词）。而矶部之所以企图召集地方部队的主官，也正是期待全国各地纷纷揭竿而起。
要求事项的第四点“行动部队驻守原地不动”是用来支持第一项“应尽快善后”的。起事的大部队一旦占领各个行动要点，便可对政府和军方施加压力。“决不退让”也牵涉到此，撤退必然招致失败。
因此所谓的“要求”，其实是凭借这股势力对军方和政府的“胁迫”。目的是逼迫害怕“皇军自相残杀”的军方承认起事部队为“义军”。
在矶部所列的“该斩杀军人”名单中，据说片仓衷少校是“士官学校事件”<a id="zw7" href="#zhu7"><sup>[7]</sup></a>的幕后主使。此事件使得矶部和村中被赶出陆军，因此矶部对他恨之入骨。
要求事项的“意见陈述文”由矶部、村中和香田拟定，再由香田正式誊抄在陆军通信纸上。这点可参照前述的矶部供词。
再次，不妨将焦点移至下士官兵。依序审视步一、步三和近步三的各行动部队。
步一出动了栗原中尉的机关枪队（队长为小泽政行上尉），以及丹生中尉的第十一中队。毋庸赘言，栗原是起事军的核心人物，因此当然要从栗原的枪队开始行动。
这一点从事件平定后，步一方公开的题为“事件前至事件结束之概况”的调查报告中也可见一斑。这是针对枪队的下士官兵侦讯之后整理出的结果。
其中“事变突发前的概况”大致如下：
一、二月二十五日晚七点三十分左右，栗原中尉来到枪队军官室，与当时的值周士官林（八郎）少尉会谈。晚八点，林少尉命甲班值周上等兵梅泽富久前往第十中队的兵器组，以训练为由借出轻型机枪。九点左右，上等兵从该中队顺利借出三挺轻型机枪，九点半左右又以同样借口向第一中队借出三挺轻型机枪。
二、栗原中尉把管理兵器的上等兵虎见逸平叫到兵器室，宣称明日（二十六日）一早要进行基本射击训练，问对方能否提前拿些弹药。虎见上等兵回答说夜间不行，栗原便拿起弹药登记簿表示要亲自交涉，并交代虎见准备手枪。
三、晚九点左右，第一内务班长栗田下士在下士官室召集各班上等兵，调查有多少可以使用的机关枪。上等兵以为管理兵器的下士官不在，因此暂由栗田代理调查，所以并未起疑。十一点左右，栗田下士悄悄命班内新兵起床，在林少尉的指挥下把弹药从药库搬至兵器室，之后又立刻命士兵就寝。随后命虎见上等兵填装弹药。
四、十一点后，有其他连队的军官进出。
五、管理兵器的虎见上等兵奉栗原中尉之命，在军舍前替每支分队准备机关枪六挺、空包枪身三支，配弹药每枪约七百发。十一点后，石川、仓友和长田亦加入准备工作。
同时在军舍前准备了小型枪械包，其中送至舍前的轻机枪包内含七个装填弹药的弹匣。林少尉把这些分配完毕后，分发给各部队和第十一中队。
斧头由枪队事先准备，但不确定是谁提供了这项武器。不过根据事后调查，发现林少尉曾经在二十六日深夜一点，拿着手电筒在消防器材放置场搜寻，由此可推断，应是林少尉找来的。
这就是翌日（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左右，枪队全体紧急集合之前的概况。
根据上述可知，起事时的兵器和弹药是栗原利用下士官和上等兵取得的，当周值班的林少尉参与协助。各内务班都有负责管理兵器和服装的上等兵。兵器委员则由数名尉官组成，加上数名下士官担任助手，有时助手也有可能由兵长或上等兵担任。
这么一来，担任兵器委员助手的上等兵其实也有责任，因为他们不用服从并非正规队长的栗原（军阶仅为随队军官，被下士官兵称为教官）的命令。正因如此，当管理兵器的虎见上等兵说“夜间不行”时，栗原只好说：“那我自己去交涉。”
没有子弹就无法打仗，站在栗原的立场，非取得大量弹药不可，而且不只要满足枪队所需，还得替近步三的中桥队和第十一中队的丹生队准备。他的苦恼就在于此。
判决书上写着：
（栗原安秀，于二十五日深夜）十一点左右，将连队兵器委员助手石堂信久叫至枪队室，与林八郎一起持手枪胁迫石堂，最终得以从弹药库搬出小枪、机关枪及手枪各一百包。
对于并非“同志”的兵器委员助手，栗原不得不用这种手段逼对方交出弹药。
二十三日，步一的卫兵勤务由六中队担任，二十四日改由七中队担任，二十五日又不如为何变成混合编队。而且被任命为内务卫兵司令的，是第十中队的关根茂万这个刚当上下士勤务的上等兵。关根上等兵是在二十五日午后突然接获派令的。
卫兵哨所在营门旁边。卫兵司令通常由下士官担任，奉值周司令之命指挥卫兵。
关根上等兵是下士勤务，地位等同于下士官，因此此项任命并未违反军队内务令的规定。但是让刚当上伍勤、毫无经验的他任卫兵司令，而且是在二十五日午后突然下令，不得不让人怀疑值周司令山口一太郎上尉别有用心。
根据内务令规定，卫兵司令的任务包括以下三项：
一、负责兵营内的警戒，监管营门，盘查出入者；
二、如有外来者要求约见下士官以上的官兵时，应将其姓名登记在访客簿上，并向值周下士官通报，由其作出判断；
三、在弹药库设卫兵岗哨。小心看管保险柜、钥匙和弹药。
就在二十五日晚间，矶部、村中、汤河原组的水上源一等四名民间人士相继来“约见”。行动部队预计在二十六日凌晨离开营门。只要看山口值周司令故意指派没经验的菜鸟上等兵驻守大门，其用意便可想而知。此外，第十中队的随队军官林八郎少尉在调为枪队随队军官之前，也对关根上等兵颇为照顾。
卫兵哨所负责保管弹药库的钥匙。而栗原非把弹药库打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