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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着额头摇了摇脑袋,朝曾根崎问道:“你一直在寻找我哥哥,是因为你认为该对我哥哥的不幸遭遇负责?”
“我——”
曾根崎沉吟了好一会儿。右边依然不断传来将棋或围棋碰撞棋盘的声音。
“当年的一切,都让我后悔不已。”曾根崎顿了一下接着说,“在难民收容所里,我跟我的儿子分开了,当时他病得快死了,有个中国人看不下去,叫我把孩子让给他当养子,我只好答应。半年后,我活着回到了日本,但这期间一直不知道儿子的生死吉凶。二十多年前,我参加访日调查团举办的认亲活动,竟然真的与儿子重逢了,他的脸上有烧伤的疤痕,那是在逃难的时候被炸伤的痕迹,让我可以肯定他就是我的儿子。我很想紧紧抱住他,但我强忍着泪水,对周围的人说:‘这个人不是我儿子——’”
“为何你要这么说——?”
“当时我已退休,生活过得很拮据。我没有能力扛起身份担保人的那些沉重义务,只好选择逃避,我也是迫不得已。后来虽然有了非亲人也能担任身份担保人的制度,但那时我儿子已经在中国病死了。”
曾根崎说得痛心疾首,仿佛随时会被自己说出来的话语压垮。我仿佛看见了一棵因无人照顾而逐渐枯萎的孤独老树。
“我寻找村上龙彦的理由——”曾根崎用鼻子吁了一口气,痛苦地说,“抱歉,我现在还没有说出口的勇气。我希望有一天能跟他见一面,说上几句话,在我断气之前——”
哥哥与曾根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无从想象。在我的记忆之中,当初逃难时,我们一家人与其他家族并不常交谈,但毕竟是四岁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
这个人一定隐瞒了什么。我心中抱持着强烈的怀疑。曾根崎话锋一转,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道:“对了,听说你到处探访当年的开拓团成员?”
“是的,我拜访了一些人。”
“在我寻找村上龙彦的下落时,曾遇到一位女士,据说她跟你们一家人是在同一时期到的东北。”
“真的吗?我想跟她见一面。”
我将身体往前凑。若是与母亲在同一时期前往的东北,应该跟哥哥相处过不短的时间。
“——她住在北海道。若你需要她的地址,我查一查再联络你。”
右边传来了在棋盘上放置棋子的声音,接着一名老人大喊:“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