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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当然不会自己解决自己，他的治政能力也不弱，所以他要解决的是仕途过滥的问题。
仕途过滥的直接结果，是百官无能且拉帮结派，安于现状却贪赃枉法。
仕途过滥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唐代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科举制早已不可避免出现徇私舞弊的腐败现象。连官吏的源头都已经不清不白，浑浊不堪了，官场又如何能够清廉勤政呢？
唐武宗决定严格控制官吏的科举选拔工作，以此提升整个封建官僚集团的素质。
他首先从制度上控制进士及第的人数，以此强化考核，遴选真才实学者。接着他又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进士们至少要在基层工作两年，经考核合格后才能实授官职。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不仅有才能，而且多少懂得一些民间疾苦。
实际上，相比科考制，门荫制才是腐败的重灾区。
许多官宦世家子弟因为能自幼授官，故往往“多不求学”。这些不学无术的膏粱子弟一旦进入仕途，必然大大拉低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
因此在优化科考制度的同时，唐武宗又对朝官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同时要求官员不得随意兼职。
为尽快提升朝官集团素质，唐武宗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从重从严，以严刑峻法惩治贪污腐败。
公元841年正月，唐武宗下诏，称官吏贪赃枉法不应有特殊待遇，文武官员贪污丝绢三十匹及以上者，杀。同年二月，他再次下诏，称官吏贪污满千钱者，杀。
唐武宗一朝有三次大赦天下，但“官吏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者一起，均不在大赦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