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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之所以发动安史之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逼的。唐玄宗对他的期许和标准定得过高了。
唐玄宗在边疆设十镇节度使，主要目的是保卫边境并对外扩张。这是唐玄宗对节度使的第一个期许：打得赢、守得住。
为了让边军善打仗，能打仗，朝廷授予节度使极大的军事、行政和人事自主权，再加上募兵制的施行，其结果是节度使权力日增，极易拥兵自重。
这便带来了对节度使的第二个期许：足够忠诚。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至高权力和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大多数人的道德和忠诚都靠不住。所以，当朝政自唐玄宗以下渐渐腐化，对藩镇的控制力渐渐削弱的时候，便有人开始蠢蠢欲动了，比如坐拥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
实际上，安禄山虽有野心，但未必敢付诸行动，毕竟唐玄宗再老朽，盛唐明主的积威仍在。但是公元752年，李林甫死了，杨国忠成了首相。
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经常向唐玄宗挑拨说他有反心。一来二去，唐玄宗也起了试探安禄山的心思。
公元753年，唐玄宗派宦官前往安禄山驻地，名为抚慰，实为纠察。结果宦官接受了安禄山的重金贿赂，回京后禀告安禄山忠心可照日月。
杨国忠明知有鬼，于是又给唐玄宗出了一个馊主意，召安禄山进京。他如果不应召进京，便是有反心。
结果公元754年正月，安禄山进京拜见唐玄宗，获封尚书左仆射。他在长安待了两个月后返回范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