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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田赋是定额，随后根据百姓的上、中、下三户身份平均分配定额的田赋。
这样的好处是从纸面来看，百姓的负担都不大，但坏处就是一旦执行起来会有许多可以偷奸耍滑的地方。
把上等水田改为旱田，把上户身份改为下户都是小儿科了，过分些的直接把上等水田改为山地，甚至伙同地方官员，勾结他们把本该属于自己头上的赋税转嫁给毫无背景的平头百姓。
站在朱高煦的角度，他是希望不要弄得太繁琐，而是一刀砍下，直接定为十赋一。
但是治理国家不能凭借个人想法，还得根据现实情况来进行更改。
田赋十赋一、商税十税一的政策已经在山东施行了，可由于官员数量不足，永乐元年的山东税收情况并不如朱高煦预想的那么乐观。
朱高煦翻到了代表山东的那一页，其中写了许多关于山东的税收，由于朱高煦废除了山东的杂项税收，因此整页纸上十分干净简短。
【山东布政使司有田五千七百四十六万二百余三十七亩六分地，实缴田赋四百五十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七石半，商税三十六万四千七百二十五贯三钱四厘。】
今年山东缴纳了四百五十二余石税粮，相比较洪武年间二百八十五万的税粮，直接增加了一百六十七万石。
看上去百姓的负担加重了，但实际上是减轻了，因为山东并没有进行徭役，也没有征收各类人丁丝绢的杂项，只保持了在各县城门收取的商税，数目也十分可观。
但即便如此，它却并没有达到朱高煦的预期。
因为按照山东的亩产来说，田赋起码能收到六百万石以上，商税也不应该这么少。
这比他预期的少了近一百五十万石，原因就在于这次完全彻底按照十赋一和十税一进行的，只有青州、登州、莱州这三个州府的百姓，以及三个州府的所有县城。
离开了官员最多的这三府后，另外的济南、东昌、兖州三府想要贯彻这个政策就开始困难了。“保持一比四百左右的官民比例就保持基本收税，不过还得考虑吏治问题……”
朱高煦呢喃着，他算了一笔账，就是他在山东投入的官员数量，以及在青、登、莱三州投入的官员数量。
在老朱的制度下，正常一个县是五名职官搭配二十到七十名不等的胥吏。
胥吏的俸禄在洪武十三年定下标准，此后几乎再无大变。
其中，一、二品衙门的月俸二石五斗，从上到下依次递减，到了六品衙门则是月俸一石，并不算太低。
在册上的吏为五万五千余人，但没在册的却有十余万人，而这群人的俸禄则是地方衙门拨给。
在这样的制度下，曾经的青登莱三府的地方官员数量不到二百人，胥吏一千二百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