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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大宋人周辉偶然碰到一些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他顺便询问了日本的风俗，并记在他的笔记里：
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之。
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
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浜，杓水通身浇淋，面面四方呼神请祷即愈。
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他所云，译亦不能晓。
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迩便风以归。
如此说来，“度种”即借种生育，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可能的，就像那面世界不少中国女人争着找老外一样，因为那时中国经济文化远比日本发达，中国人自然是“优等”人种了，度中国人之种自然可以改善日本人之种，在被人轻视的日本庶民看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身份。
前文说过，这个时期日本正是镰仓时代，武士阶层正式登上了舞台。
日本在农业经济上也发生了变化。
原先庄园内的大名主、土豪，成为了幕府的地头。
他们倚仗幕府的势力，居住在庄园内，代表庄园领主管理庄园。
庄园领主把庄园的一切经营全部托于地头，地头每年向领主缴纳一定的年贡和租税，这种形式称为“地头请所”。
由于庄园领主们经常会为了“请所”而产生激烈纷争，因此镰仓中期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称为“下地中分”的经营方式，即把庄园耕地和庄内农民分为“地头分”和“领家分”，地头断绝与领家的一切关系，完全独立于领家。
通过“地头清所”和“下地中分”这两种方式，地头逐渐转化为在地领主。这种转化，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支配和管理的基础上的。
如此，在地领主对农民有更大的支配权，同时，他们又是对南宋贸易的主要力量，也是坚定的支持者。
所以，那个牙郎的自信是有原因的。
这个时候的日本商人大多住在嘉会门外的码头区，他们各个方面都以模仿大宋商人为荣，如果人家不开口说话，还真无法一下子区别开。
至于高丽商人，他们大多是做短暂的停留，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极少在临安城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