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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现阶段的大唐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政策，远比什么以理服人、睦邻友好更适合大唐的发展，通过不断的掠夺与打击，来遏制周边蛮夷的发展，不给他们壮大的机会。
房俊对于眼下之儒家简直深恶痛绝。
要什么礼乐教化？
要什么仁德之治？
仓廪足而知礼仪，所有的秩序与进化都是在保证了内部生存条件之后完成的，在原始的财富积累极端，要的就是大复仇，崇尚“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这种尚武的精神，要的就是大统一，要的就是对外扩张！
连自己的子民都吃不饱穿不暖，却跟外族讲什么礼乐教化、仁德之治？
可以说，“公羊”衰微之后，儒家实际上就只剩下一层皮，内里完全是依托于贵族、地主阶级而生的糟粕。
为何要讲求“亲亲相隐”？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血缘关系是亲属相为隐的基础，同时在较大范围内承认人情的合理性。除谋反、谋大逆与谋叛此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这甚至于将其写入《唐律疏议》，世家、宗族因此有了游离于国法之外的不同法制体系。
当法律缺乏了公正性、普遍性，还要之何用？
没有一个健全的法治，国家不会取得进步，单只是依靠“人治”会诞生一个何等畸形的社会，恐怕后世任何一个平头百姓都能够给予一个悲观的推测——当阶级与剥削毫无遏制的戏虐，剩下的便唯有压榨与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