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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护工合十，闭着眼睛还在不停地唠叨着：“过两天我再捐上几百文，虽然上不了那石碑，也能带走我身上的小病-------”
武大郎其实听了一半就不在听了，他则在心中畅想……那巡警一定会给那一对狗男女定下大罪的，最好浸了猪笼……不不，我家娘子只是受了欺骗，放她回家，让我喝斥几句就行了……西门庆定要浸猪笼……我要亲眼看着他淹死。
大宋则是有通奸罪的。
但是大宋政府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
大宋的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说一个真实的案件。
大约在宋理宗执政期，广南西路临桂县的教书先生黄渐，因生活清贫，带着妻子阿朱寄居于永福县陶岑家中，给陶家当私塾先生，借以养家糊口。
有一个叫做妙成的和尚，与陶岑常有来往，不知何故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
后来便有人到县衙门告发，称和尚妙成与阿朱通奸，县衙的糊涂判官不问三七二十一，将妙成、陶岑、黄渐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于杖责，发配充军
这一判决，于法无据，与理不合，显然就是胡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