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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不平等则反过来：中原天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诸邦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则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朝贡贸易固然可以满足中原天朝的政治虚荣心，但在经济收益上则是得不偿失的，用大宋时期苏轼的话来说，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
这个时期的大宋知识分子还是有良知的，他们能分清楚是非，也敢于发出自己的见解------并不在乎国家面子上的工程。
朝贡贸易格局在大宋时代悄然发生了变化。
大宋政fǔ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务实思路，对朝贡贸易加以抑制。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朝廷听从广州官员的建议，立法限制各国朝贡使团的规模，甚至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
总之，就是别想用什么面子工程来挣我大宋的钱财，别当我们是大傻/‘逼’
与此同时，大宋王朝对民间的互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
大宋几代的君主都比较正常，他们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这其实不过是个常识，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fǔ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减轻百姓的负担，何乐而不为呢？
大宋君主没有什么为老百姓服务的观念，只是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去考虑，反而可能对老百姓更有利。
也正因为这样，大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大宋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大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大宋政fǔ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那些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