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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丽亭”。
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
此前，朝廷回赐使者，“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而新立的“交易法”则认为估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为定数”。
这其中的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徽宗这一朝，同样为了达到“联丽抗辽”的政治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再次提高接待规格，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
不过，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经营的“联丽抗辽”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把普通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的企图没有实现。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抱残守缺，因而不再对“结高丽以抗金”抱有幻想，于是具有大宋特色的国家实用主义抬头了，大宋的南宋时期，他们整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两者的朝贡关系，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
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甚至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
在绍兴六年(1136)，“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金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是以高丽使臣被拒之门外。
在此，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另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哪里有那么多间谍啊，但是，这种国家层面上的不自信也影响了民间，若不是确实要高丽商人的人参、松仁等，恐怕民间的商业往来也早都停摆了
一个国家如果有真正的自信，绝对不会在商业往来中害怕间谍。
也许这种情绪影响很深，一直到金灭了还会存在的，正巧呢，反映到珍宝行行首刘钱身上了。
“绝不与高丽商人往来，他们皆是金间”
好吧，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他的态度是坚定的，语气是生硬的。
这是一个把家恨、国仇都融入到商业精神里的成功商人……
吴大鹏只能苦笑，对这样的人他不想费口舌去劝说。
中年人的世界观，他才不想去改变，太难了。
所以说，他们计划中的第三个打算不成功了。
但是，他们不着急的，时间在自己这一面，再说了，能有这样的开局，够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