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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政策总体来说是短视的、是随机应变而无远见的，不过这种弱点不是来源于他能力的不足，而是因为纷乱的国内环境和政治纷争，使得他只能在对外政策上走上一条矛盾而又短促的路线，无法着眼于长期，这正是我们与他们的区别。”
更重要的一点是——相比于法兰西，中国是独裁的，作为皇帝的朱宜锋，尽管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本质上依然是传统的中国帝王。
至于立宪，1861年的中国，有多少人懂得宪法，懂得宪政。在另一个时空之中，日本1868年进行维新开始，到其于1890年制定宪法，用了长达22年。才完成从立宪。
而对于朱宜锋来说，至少在未来二十年到三十年内，他都不会考虑立宪一事，不经过两代到三代人的教育，匆忙制宪的下场，无非就是另一个满清。而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他都可以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在国内推行着所谓的“开明专制”，相比于拿破仑三世，这种专制使得中国可以免除许多政治纷争，尤其是中国的士人在经历了明清两代的“驯服”尤其是清代的“奴化”之后，那些官员自然不可能反对皇帝的意见。
正因如此，朱宜锋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操作一些事情，比如在是否对英国开战，以及开战的规模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遵循他的“旨意”进行。这种绝对的权力，绝不是拿破仑三世所拥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法国也好，拿破仑三世也罢，就是法国的那些渴望着军功的军人们，他们都不愿意卷入其中，说实话，我们应该感谢克里米亚战争，因为法国人在战争中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利益回报，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现在我们与英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后的犹豫不决”
“陛下圣明，至少那些渴望军功的军人们，不愿意再次白白的为英国人牺牲，所以，他们才会犹豫，而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李子渊赞同道，作为外交大臣，他对于法国的了解就是法国的军人对于政府的影响力极大，与中国甚至其它大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而对于李子渊来说，通过对在整个法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崩溃直到戴高乐发动军事政变成为第五共和国总统，整整一个半世纪时间，法国都没有出现一个足够强势的国家领导人，而且在制度上，军队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类似美英等国的文官治军制度一直没有在法国得到有效推行，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实体。
“第一帝国崩溃直到现在，法国的军队保证了一切王朝的存废，如果巴黎每隔几年会来一次街垒，如果军队发力镇压，王朝可以存活下去，如果军队不去镇压，那么王朝立即崩溃，所以对根基不稳的拿破仑三世来说，讨好军队是必不可少的行为。”
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一边走，一边说着他对法国的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只他只有一次次的发动战争，然后用胜利来陶醉、来收买那些想要荣华富贵的将军们，也只有如此那些将军们才会支持他，帮助他维持统治。如果他能引领军队一次次都走向胜利，那么军队，准确的来说是那些将军们就会一直支持他，他的江山会十分稳固，但是如果经历一次失败。”
话声稍顿，朱宜锋想到了历史上九年之后，法国输给普鲁士一样，他失去了他的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