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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以臣之见此事李子渊虽有偏失之处，可其也是一心为公。今日粤省大疫，若无其居中调度，若无其于粤省之威信，恐百姓不知徒增伤亡几何”
尽管被杀的是广东同乡，但骆秉章仍然习惯性的用一个臣子的态度去看待这一问题，毕竟在大清国，不知多少官员因为“立场”的问题，在乡人民变中被罢免。
“主公，现在广东正需要其这样令行禁止之巡抚，非如此，不能平广东之大疫”
面对骆秉章、张亮基两人的进言，朱宜锋的心思猛的一沉，他看着眼前这两位为李子渊开脱的下臣，脑海中想到的却是满清统治两百多年来的形成的“恶例”。
在明代，民间百姓畅快议论，以及劫社聚会，散步抗议都是司空见惯，即便在最黑暗魏忠贤时期的短短三年内，也无法控制民间的舆论，还有民间力量敢于出来挑战，而在其他时候，民间的舆论抗议更是足以影响朝廷的政策走向，官员的去留。明代的士大夫也好，百姓也好，对此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但在清朝则如何？如果类似明朝万历和天启年间反抗矿税以及阉党的那种聚会抗议，恐怕紧随而来便是变本加厉的打压，主事者被杀、百姓被流放三千里……
对比于明朝，其虽然有种种缺点弊病，国家的机器运转也存在众多问题，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而到了满清统治之下，虽然国家机器的运转看似更加流畅，但整个社会都陷入死气沉沉中。
最终，正是满清这种对“民变”，准确的来说是对中国人的警惕，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用最残酷的手段去弹压“民变”，从而去除国人心中的最后一丝“自由”之心。最终他们成功了，他们成功的把中国人脊梁骨也彻底打断，从此奴才气，瞒与骗，做戏的虚无，精神胜利法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性。
而且这种恶劣的影响即便是在府中，也无法避免，就像张亮基、骆秉章，他们无一例外的不觉得的对民变的弹压有什么不对，无一觉得的死了一百多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习惯了，他们习以为常了，如果这种惯性继续持续下去，那么即便是自己成功的推翻了满清，将来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国家？
“主公，臣以为，当前必须先以防疫为主，至于李子渊，可以密电严斥的同时派出得力之员彻查此事……”
主公的沉思不语，让林治平于一旁轻声提醒道。
“为天下苍生计以臣看来，此事还需待到大疫趋于平稳之后，再行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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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1855年云南鼠疫，有资料称其是人类史上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发源地，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上百万云南人死于鼠疫。40年后，广东爆发鼠役，传至香港，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估计在中国和印度造成1200万人死亡，一直持续到1959年。现在与小说中传播至广东，原因非常简单——商业的繁荣导致疫情输入，交通的改善导致疫情大范围传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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