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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
“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此时清朝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更加严峻的是经过上海橡胶股市崩溃之后，清政府陷入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清政府无力抗拒这样大规模的急性传染病()。历史上，鼠疫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控制得不好，鼠疫足以成为毁邦灭国的力量。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东三省总督锡良哀声长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
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伍连德发现了比欧洲黑死病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
可是伍连德找出了鼠疫的原因，却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日本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徒弟的嘲讽。
各国领事也不接受当时伍连德的观点。面对这些抵触，伍连德束手无策。几天的经历使他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而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也在这些抵触中悄然溜走。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
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因为与伍连德观点不同，在伍连德说出自己观点时，甚至勃然大怒。
迈斯尼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俄国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
1911年，1月8日，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临死前，迈斯尼嘴边流出紫红血丝，对站在病床旁边的伍连德断断续续地道：“伍博士，你，你，是正，正确的。”这句话说完，来到疫区仅仅十余天的迈斯尼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管迈斯尼是否与伍连德意见不合，但终究是为了抗争这结灾难而献身的牺牲者。历史上的今天，我们应该给予其应有的敬意()。
自迈斯尼死后，所有的外国鼠疫专家都束手无策之下，伍连德的观点开始被人接受。原来抵触的人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可是此时的疫情的传播速度却已经有些超出控制。
伍连德指挥，傅家甸划分成四个严格隔离的小区，每区由一位高级医生主管，配备足够的助理和警察，逐日挨户检查，发现疑似病例马上送防疫医院。官方支持下，他还从长春调来1160名官兵并培训了600名警察，严控疫区人员出入。“隔绝交通”建议，清廷和日俄也一一照办。1月13日，山海关设卡严防。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5日，陆军部派军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21日，京津火车停开。
1月30日，除夕。傅家甸不闻烟花爆竹，静如死水。防疫总部内，伍连德正写呈北京的每日汇报，表情凝重。“死亡183，”他反复叨念，毛骨悚然，疫情毫无缓解，死亡人数不减。更可怕的是，防疫人员殉职比例日增：58名医生死6人，500余杂役死102人，700余警察死35人，150人的救护队竟死亡减员69人。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此时的伍连德压力巨大。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忽然，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