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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穷和早死而早婚早育,因为早婚早育而早死,如此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想要让生育年龄稍微晚一点,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提升。
这需要时间,当时郭鹏做不到。
所以后期国家一统社会稳定之后,郭鹏就颁布了很多旨在维护女性生育安全的政策,比如在乡间设立生育卫生所、提高嫁人年龄等等。
为了切实的让人们能遵守,他也不断的降低农业赋税,取消汉时的苛捐杂税,提高卫生水平,降低普通民众的生存难度。
若非生存所逼,人均存活率太低,郭鹏觉得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把不到十岁的女儿嫁出去生死由天。
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繁荣与稳定,民间农家女子十一二岁就嫁人生育的消息是没有再听说过了,他规定的十四岁最低年龄得到了贯彻落实,深入民间,扭转了人们的认知。
这是郭鹏感到欣慰的一点。
至于统治阶级内部,那就简单多了。
无论什么时代,他们的生存难度绝对不会比普通民众低,所以他们的孩子的存活率也普遍更高。
为此,稍微晚一点结婚对于他们来说并非难事,不会因为晚一年把女儿嫁出去就会导致整个家庭没饭吃,为此破产。
男子十八女子十六的倡议也在统治阶级内部盛行——虽然说是倡议,不强制执行,但是你要是搞早了,会有隐性的前途负担。
这种隐性的负担不体现在表面,但是却隐隐的能让所有人都知道,能让官员们认可为潜规则,不得不遵守,否则前途堪忧。
为了这种无所谓的事情而耽误前途,官僚如何愿意呢?
所以统治阶级内部的阻力反而是最小的。
郭鹏自己虽然结婚结的早,但是除了郭瑾这个儿子十八岁结婚之外,其他的儿子都是二十岁才结婚,女儿也是十六岁才送出去嫁人。
当然,皇室也有规矩,或者说权贵家族里都有那样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