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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身就会牢牢的记住这件事情，不会忘记。
随后，郭鹏让诸葛亮把毛玠在雍州、吕虔在凉州所需要做的事情都跟着做一遍，限制民间商业的发展，严格控制规模，回笼资金，然后等待中央的支援。
对于这件事情，郭鹏其实是感到些许无奈的。
初次应对经济萧条冲击的魏帝国的官员们还显得颇为稚嫩。
他们普遍不擅长应对小农危机之外的经济危机，对于纯粹商品经济方面的危机，他们很不适应。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经济是个很复杂的东西，需要非常广泛的情报网和高速的讯息传递才能搞起来，而且概念较为抽象，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
一个脑袋转的不够快的人，是很难搞懂经济学原理的。
相比之下，前人留下丰富经验的农业就好搞多了，应对农业危机也是中国官僚们的老本行。
虽然做起来不能说总是成功，也会造成农民起义之类的事情，但是总归能套公式，研究农业的书籍一部接着一部层出不穷。
最后成就了小农经济的巅峰——精耕细作，把种地研究出了花儿，研究到了极致。
与之相对的，研究商业的古代经济学书籍则极为稀少。
除了少数有名气的如管仲之类的商业天才提出过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之外，大部分时期，中国人更愿意研究农业，而不是商业。
这当然是现实的逼迫，生产力的限制所限，商业的发展不能毫无限制，但是这是很难把握的事情，限制与不限制之间如何找平衡是很为难的。
所以先人干脆选择了舒适的一刀切——重农抑商。
长期生产力的限制和土地兼并问题使得重农抑商逐渐教条化，这使得中国人没能及时打开视野，跟上第一波全球化的大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