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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汉行秦法，历代太守一個重要的责任就是平抑地方豪强。
豪强之属有三类，一个就是七国贵胄后裔，这些人在秦时并未被消灭，秦乱后或结砦自守或依附群雄。等刘邦定天下后，这些人一跃成了地方最势力人家。
豪强第二类就是前汉的军功侯。刘邦是个及其大方的人，为其打天下的，有一百三四十人封列侯，享受食邑。这些人基本落户在了自己的封地，成了地方上的势力人家。虽然这批人后面都几乎被除国，但势力依旧在各地方留下了。
而最后一种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天下初定，刘邦就为自己四十万将士分了田宅，这些人是最早一批自耕农。后来历代官府都不断迁徙流民开垦田土，几次大规模赐予田土，这都是王朝初期的进取表现。
但自耕农的效率是顶不住强宗大族的集体生产的。所以只要天下承平，这些强宗大族就会迅速依靠其人多势众、生产发达迅速崛起。尤其是前汉前三十年又行黄老之学，不干预地方，使得这种趋势更加快速。
所以自前汉武帝后，汉家太守就开始打击这些豪强，其中任用酷吏、刺史，甚至颁布《迁茂陵令》，史载“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实行“徙陵”制度，将各地豪强迁移故地，使之不能继续发展壮大。所以汉代五陵年少皆是豪势子弟。
但这种方式不过是扬汤止沸，豪家兴起的趋势跟本扭转不了，等孝元后，更是直接放弃了徙陵制度。但不论怎么说，前汉在整体上是抑豪强的政策路线，但到了本朝以后，这个政策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从抑制豪强变成了依赖豪强。
这一方面是新莽末年，各豪族纷纷聚众自保，他们以保护乡里的名号，将宗族、宾客、乡众聚拢，以坞壁的形式稳定地方。换句话说，汉家掌控了城市，而豪势掌握了乡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