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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如果不用严苛的法律把人们的行为规范住，那么民心就会败坏，道德就会沦丧，刘璋治理蜀地被人称之为暗弱，就是如此，外界虽然动乱，可是蜀地歌舞升平，整个蜀地就是贪污**的温床，蜀地经过刘焉刘璋父子数十年的治理，尚且在两三年之内就被刘备攻取，那么多人投降附敌，原因就在此。
但是苏宁对于诸葛亮的话做了引申解释，苏宁对李承乾说，我们的外部环境不够安稳，但是内部，神州本土已经相当安稳和平，经济发展很快，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似乎已经到了使用重典的时候，但是千万那不要忘了，百姓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最担心的是百姓造反，而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很难想象百姓会主动造反，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官逼民反，官不逼，人民生活有着落，为何要造反？
真正需要用重典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我们制定的民法可以宽容，可以温和，多多采取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尽量不要去打扰普通百姓，而真正需要控制和对付的，就是各地官员和各地豪强，汉初因为使用黄老之术，在几十年里面为汉朝积累了强大的国力，为反击匈奴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豪强横行，官府与之勾结，使得百姓不知有朝廷，不知有皇帝。
所以，我们需要对官员和豪强使用重典，以法家之术对之，对于平民百姓则使用温和的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交够了赋税，没有犯罪，那就可以了，让他们繁衍生息，多多生孩子，积累人力物力，藏富于民，等到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感念于朝廷恩德，自然会效命，至于原本就拥有大量财富和势力的豪强，则要抑制，不能使之鱼肉乡里，对于掌握大权的官府，则要监察，不能使之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更要防备他们和豪强联合，只手遮天。
想要做到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我们对付商人很简单，不允许商人以及其子孙后代做官，一人经商，全家及三族之内亲属不得入仕，主要以学习法家之术的官员充当当地官员，充当市舶司的官员，严防商人**，但是对付地方豪强和官府**，却是很严重的问题，需要小心谨慎，一着不慎，官逼民反，我们是镇压，还是不镇压？
法家之术和黄老之术交替使用，虽然说起来好听，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又该如何呢？其中有太多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朝廷官员终究难以把握，所以，应当把这份权力下放给当地人，组织民众推选德高望重之辈担任乡间三老，并不一定要年龄大，有德才，有名望，足够公正，就可以做三老，为民间代表，与当地官府一起治理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