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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一个组织起来的强大佛教教派对于大明朝廷和大中华诸国的王廷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威胁。对此，朱济世早就有了安排。
“第一代真如法王将会颁布法旨，除了东辉、金州、阿拉干和丹那沙林四座大本山所辖地域之外，如来真宗不得在大中华诸国领土之上开设寺庙。大中华帝国议会也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对宗教活动加以限制。”
如来真宗就是一个辅助大中华扩张的佛教派别，朱济世可不想让这个教派在大中华帝国内部发展得太过强大——强大的宗教，无论宣扬的是什么教义，都会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牢笼。所以宗教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大而不强，如同西方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教派一样，虽然信众颇多，但是没有了罗马公教那样强大而严密的组织。
实际上中国的儒学也和西方的基督教新教一样，相信的人不少，但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儒教教派体系——如果将中国的儒教看成一个宗教教派的话，那么它的教主就是皇帝，各级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就是高级神职人员，没有官身但是拥有举人、秀才功名的士子则是中下级神职人员，还有一些没有功名在身的私塾先生应该算编外神职人员。
不过儒教并没有真的打出宗教旗号，而是以学派的面目出现的。因而儒教是可以同别的宗教结合在一起——除了极度排斥异己的真神教。
而朱济世预备在南洋、印度推广的如来真宗非但不会排斥儒学，而且还会和儒学相辅相成——以佛治心，以儒治人一直是朱济世同化南洋政策的核心。之所以要佛儒并用，其实和儒家的大道理对普罗大众没有多少吸引力有关。基督、真神有天堂有地狱，佛家除了天堂（极乐世界）地狱之外还有往生轮回——这都是虚无缥缈的好处，好像是开空头支票，能不能兑现只有天知道。
而儒学是“修今生”的，求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天子堂”肯定没有天堂大，能容纳的儒家精英实在有限。大部分研习儒家经典的儒生，终其一生连个举人都考不中，当个秀才挤进士绅阶级的大门已经不容易了。如果是大户高门的秀才，倒是能结交士林养成人望，然后把持地方分润税赋，保住一门富贵。可要出身小门小户，哪怕中了秀才也是个穷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