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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绮韵对于人性、心理，了解地透澈无比，阿德妮来自西方，对于东方的制度没有从小见惯使然的习惯，让她帮着参详，说不定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能独出机杼。杨凌让她们参详。是想从她们的角度把制度更完善一些，漏洞更少一些，这样一旦上呈，受到的阻挠才能减到最小。
其实当时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后来被人诟病较多的科举选才制度。当时较之西方都是相当成熟和先进地，不过东方唯名、西方唯利地价值观念相比较，无疑是西方比较务实的，民主制度方面西方比东方也要先进一些。
杨凌只是让两人随便看看。给些意见，想不到两人如此认真，他既感动，又觉得好笑，杨凌想了想，对成绮韵道：“嗯，我明白了。好，咱们先说吏治。你来说说看，你们地分岐主要集中在哪儿？”
阿德妮抢着道：“我认为选贤任能，应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裁减冗员，选拔人才。选贤任能应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的官员，他们视野开阔、敢于创新、精力充沛，地方上年过五十的人就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
杨凌搓着下巴，沉吟半晌道：“嗯，话是这么说，不过具体施行起来，如何掌握这个尺度？谁去判定哪个年青人是优秀的？谁又不是不合格的？而且五十以上即不得为正堂主官，势必要影响现在很多的地方官员，引起他们地抵制，而年近五旬的官员，很多也会不安心于政事，而专事投机钻营，为个人牟利，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
阿德妮脸蛋一红，杨凌笑了笑，安慰道：“如果身居上位者清廉贤明，然后主管一府一道，这样的整顿法子，他是可以去用的，放在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通讯、消息又极其迟钝，那是不适宜地。阿德妮是依据你们国家的情形想出的办法，而你们国家不过相当于这里的一府一道，局限于此，怨不得你”。
阿德妮虽是个博学多才地少女，对这个东方古国的了解，对它数千年形成的官场和文化底蕴的了解，自然不及成绮韵，所以所倡不免有些脱离实际。成绮韵听出他是不忍让阿德妮难堪，不禁抿嘴一笑。
杨凌瞪了她一眼，问道：“那么你说说，你有什么高见？”
成绮韵微笑道：“我以为，政策推行，是自上而下的，要整顿吏治，就得以法治为理政核心，加强朝廷的控制权力，才能保障新法的推行。具体做法，大人已经铺好了路子，实行起来也简单。
都察院、翰林院，十三道御使的言官们，不是刚刚被整肃过吗？现在保留下来地官员和新提拔上来的人，无论是品性还是能力都相当不错。大人应该先加强科道力量，以六科给事中制六部，以内阁制六科，层层控制、层层考核，赏罚分明、明确责任，以提高各部各司执行政令的力度”。
杨凌暗暗点头：“目前这种大一统的封建社会，要想成功改革，只有自上而下，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上边费尽心机制定的政策，拿到下边登记归档了事，根本得不到贯彻实施。
所以加强中央集权是必要的。其实集权也罢，分权以罢，都有一个适合它的时代背景，在目前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在目前地科技水平、讯息能力下，要是想搞分权、搞民主，那纯粹是脑袋让驴踢了。空想主义拿来实施不搞得天下大乱才怪。
当然，这个集权也是有区别地，如果大权全部上升到皇帝手中，皇帝是明君时，那就真的是日理万机了，能把他累死，如果他是个昏君，那就天下人人糟殃。
成绮韵地提议实际上是加强内阁施政能力。而这种能力，又置于监察系统地监督之下，这样一来，内阁不是一人之在下，官员们的政绩和个人品性又受到较强的控制，的确是提高官僚队伍效率的好办法。
最最重要的是，这恰恰符合李东阳所说的权力的论述，不管什么样地改革。肯定要有一部分的权益受到损害，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争取到另一部分官僚的支持。按照这种论述，内阁权力加强了，科道权力加强了，那么自已首先就把大明的内阁和整个监察系统争取了过来。成为自已改革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杨慎在赴奴儿干前，曾向他提过类似的见解，现在和成绮韵所言不谋而后，杨凌不由连声赞许。他和成绮韵又详细讨论了几点，关于科道官对官员的考核方法，诸如税赋征收、离任审计、政绩考核地任免制度。
这些论述中，一些条款恰恰是当初刘瑾搞过的，只不过刘瑾这么干完全是为了整人，借人事考核为自已搂财，结果好好的经愣是让他念歪了，如今旧事重提。想起刘瑾，杨凌不禁感慨万千，同时也为自已提了醒：
以入世之态度做事，以出世之态度做人。
这份权力自已不能要，也决不能交给哪一个私人。这份权力的施行，必须真的放下去，放到六科十三道手中，那么多地科道官。他们之间能够彼此制约。防止有人权力集中干的太离谱，何况上边还有互相牵制的内阁。
对官员的考核集中地税赋征收、离任审计上。就保障了考核有据可查、有丈量尺度，而不是由着监察官员一张嘴去说。吏治整顿是本，由它自然就牵涉到许多其他方面，比如打击不法豪强、追剿不法豪强欠税等问题，由此延伸开去，两人又边记边写了一阵，这就聊到了最令人头疼的土地集中问题。
成绮韵道：“其实，这所有的改革，都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承的事情，吏治整顿，影响税赋征收和刑名、廉政方面，土地问题又牵涉到刑名廉政和税赋征收。说起土地被权贵圈占的问题，这又得提起刘瑾刘公公的一份功劳了。
他清丈土地是为了突出个人政绩，为了清出尽可能多的土地以邀功，害得许多人家破人亡，可是现在对那些苦主的土地核查属实重新发还后，其他地土地数目还真是实打实的。
官绅百姓们实有多少合法土地，被地方豪强们藏匿不报或贪占了朝廷多少土地，也都记录在案了，贪占的先不算，仅隐匿不报的土地就有一百四十七万顷，偷税的有八十万顷，对吧？有了这些数据，税赋征收、乃至税赋改革就容易的多了。”
成绮韵抿嘴一笑道：“大人列述了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试行的比较合理的税赋方法，比如如应天府施行地“里甲银”，浙江、广东地“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地“十段锦”。这些税赋方法大多改变了传统的实物税赋，改以折银上缴，既方便了朝廷征收、运送和保管，也没有了这些环节中保管不善造成的损耗和霉变。
不过我觉得这些方法里，还是你提及的“一条鞭纳税、摊丁入亩法”最好，实行此法，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既不减额，也不增赋，没地的贫民不用纳税，而豪富之民不能多得，徭役公平，就不会有人再哀叹不均了。”
杨凌点头道：“对，而且以银两代实物役、力差役，扩大了货币的流通，削弱了人身依附，商贩和工匠获得了较大自由，这对工商发展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