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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可能只在王朝建立之后的两三年就开始了。
而明国为了彻底解决弊病、完成革命和生产改造任务，建国之后就没有无为修养期，而是快速进入了有为革命期。
明国在苏咏霖的带领下催动数量相对庞大的官员干部队伍深入民间，把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用号召政令的形式动员民众消灭地主豪强等旧时代的余孽。
通过如此暴烈彻底的行动，明国将整个食利阶层连根拔起，在全国范围内消灭的一干二净，开创了新的历史，由此颠覆了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极度释放了民间的生产积极性。
之后明国不断革新，不断革命，建立集体农庄、集体工场，建设民兵队伍，建设全国性质的扫盲识字班，四处征战，开疆拓土，消灭敌人。
在这个过程中，官方队伍越来越庞大，官方权力越来越大。
也因为其正义性质和对底层民众利益的保护，以至于越来越得到民间的欢迎和支持。
消灭食利阶层所带来的极为庞大的物质收获也为这一行动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支撑，使得有为状态下本身相当剧烈的损耗能够被兜住。
有了民间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极低，让明国的内耗极低，对外辐射的力量极其庞大。
在全新的集体经济模式的催动下，明国的生产力几乎达到了中古时代的顶峰，并且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甚至有了向工业时代飞跃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状态。
官方掌控几乎全部的权力，而民间因为不断的胜利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习惯性的已经唯苏咏霖为代表的大明国马首是瞻，一个地方的一个政令发布，民间会遵守，就能改变一切。
统治集团的内部规则能够被较好的遵守、大家还心怀理想的时候，这种有为状态是非常优越的。
这能够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壮举，并且还会对民生产生很多积极正面的作用。
但是苏咏霖立足于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然发现了这一状态的问题之所在。
其一，他毫无意外的发现了大明官员队伍里头“扬权”思想的抬头。
他发现不少官员扬权的欲望难以抑制，并且越来越膨胀，他们更加喜欢大家长大包大揽的角色和办事方式，甚至不愿意在内部搞民主集中，更别说听取民众的意见。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刚愎自用，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民众只要听命令就好了，其他的都不要管，安心生产生孩子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