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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民群体普遍有短视的特性,看得到且只看得到眼前的好处,土地如果不是他们的,那么他们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也就不会支持苏咏霖和胜捷军了。
所以在胜捷军后期和光复军时期,苏咏霖已经在纸面上设定了土地国有制度,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依旧是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且官方不进行干预。
这一点一直到明国建立之后的如今也是如此,实际上农民依然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以此维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实现明国庞大的恢复发展需求与军事需求。
只有加入集体农庄之后,农民个人的土地才变成集体所有,才不能任由私人随意买卖。
在这样的前提下,让农民感受到土地属于他们,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得到的土地财产,才会拼了命的生产、拼了命的支持胜捷军和光复军。
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教育,砸碎他们心里的枷锁,让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胜捷军和光复军,才真的让胜捷军和光复军与农民绑定在一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子弟兵。
农民们也始终维持着对苏咏霖的高强度支持,有极高的生产积极性与活跃性。
有这样的前提,苏咏霖和胜捷军才能在最初的革命行动中度过最危难的一段时间,获得足够的粮食和兵员支撑,成功站稳了脚跟。
而为了始终保证这一政策的积极性,抑制其负面作用,革命宣传和把地主挂上东南枝的实际操作就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复兴会的基层组织也在这一时期对土地买卖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视,对各地区土地买卖的趋势进行统计分析。
若是发现某个地区的土地交易频率超乎寻常的高,他们就会去看看这一地区是怎么回事,是谁导致的土地交易频率如此上升。
不过好在大部分地区的地主阶级被铲除的比较彻底,农民们又刚刚翻身,普遍没什么钱,土地买卖情况比较简单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