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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是苏咏霖心中的人文情怀。
最起码，他想让全国百姓从此以后都能知道自己生于哪一年，年岁几何，而不用再依靠齿龄等医学手段去判断自己今年多大。
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理应知道自己的岁数，知道自己的生日，知道自己是个人，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人身权利。
封建王朝不给他们这个权利，大明国不能不给。
在此基础之上，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生活在一片什么样的土地之上，曾经他们脚下的土地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哪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延续而奋斗不息
如此，便能将一个民族的传承深深镌刻进每一个传人的心里，血脉里，脊髓里，永远流传下来。
当他们都自觉地认定自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传人的时候，那么某些东西便也就不可能随着统治者的意愿而轻易的转移了。
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真正成为每个人心里所认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后，他们也就完成了觉醒之上的觉悟。
而除了这个总的脉络之外，苏咏霖还要求国史司改变过往史官修史注重事件结果而不注重事件过程的记录方法，尤其要注意改变儒家史官修史那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修史原则。
内部会议上，苏咏霖对这条修史原则进行了强烈批判。
“因为他们是尊者、亲者、贤者，所以就连他们做过的坏事都不记录了？世上哪有纯粹的圣人？孔子自己还因为学术争端杀过少正卯，他就当真全无私心？”
“一旦发现某个大才就非要把他想象成世间完人，而不准他有任何缺陷，一旦发现某个人做了坏事就认定他是十恶不赦之人，无视他其他的功绩，这是修史的态度吗？”
“人是复杂多样的，同一个人年幼年轻年老之时可能性格都完全不同，小的时候非常顽劣，长大了却开创了伟大事业，或者小的时候异常乖巧，长大了却沦为作恶多端的恶人，这样的事情从来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