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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桐看来，杨副指挥的最大优点就是她极度旺盛的精力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她的工作模式堪称简单粗暴，完全是堆人头式的密集作战，体现不出侦察工作的精细缜密。
徐科长在毕业论文中阐述过,仅仅依靠“十人团”、“秘密侦察网”这样大量堆人的体系搞政治保卫工作付出的行政成本过于庞大，实际上是财政的巨大负担。对于元老院目前有限的财政能力和人员培养能力来说都是一种浪费。如果侦察员靠告密员、技术鉴定员和跟踪小组就能办案，元老们讲授的“侦查学”“心理学”等等专业课程还有什么意义？
他作为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政保工作人员到广州来担任侦察科科长，第一件事就否决了在广州市区广泛建立侦察网的计划，而是提议建立和国家警察九课的紧密合作，重点使用警察体系内的“线人”情报。通过九课形成情报共享体系。在下层情报收集体系里他们没有警察那么多的资源。硬是要另建一套系统得不尝试。
午木认为他的方案可行。毕竟现在元老院对政保系统有较大的猜忌,通过和警务系统的合作来增进“透明度”的确是个合理的方式。而国家警察搞出来的九课现在也处于“定位模糊”的尴尬局面之下。加强合作可以让双方都获得好处。因此这一提案很快通过郭逸和冉耀之间的会谈确认了下来。这样,广州的政保分局就能每周得到警务系统的“一周案情”和“一周社情”两份通报。当需要加强监视工作或者搜集某些情报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九课的渠道去做。
按照元老院过去的老规矩，各强力机关每周有一次“内务安全会议”进行情报交换和资源共享。随着机构的不断扩大，每周一次的定期会议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专门设立了“内务安全会议事务局”这样一个协调性常设机构。用来负责日常的协查请求和情报共享。这个事务局在广州也成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由徐桐担任负责人。
杨草作为“专案组”负责人空降到广州来办理巫蛊案，徐桐是很有些看法的。毕竟这是他的地盘，杨草的突然到来等于是临时给他加了一个上司。而且她的办案手法他也颇有些“不以为然”。
杨草说：“不要看表象，梁家可能以处理账目为由同时处理反宋活动证据，舍小隐大，断尾求生，他见郑主任等人可能是妄图修复关系，不涉及实质问题可能是投靠前的顾虑，但更可能的是争取时间或对政府态度的试探，我从不对这种石头脑袋的顽固缙绅地主抱有什么幻想，显然这次的税务稽查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他既然要湮灭证据,那恰恰说明相关证据的存在,各部门要加紧行动,让你们进行的相关人员策反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名单整理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