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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金陵勋贵得势的时候，刘永隆大可以赖了佃户的押金。如果东南这边的衙门，还和过去一样在士绅豪强跟前“跪着要饭”，他哪怕不是刘伯温的子孙，凭着家族的势力和他的秀才功名，也不怕几个乡巴佬。
可问题是，金陵勋贵的势力倒了！虽然刘孔昭依旧在台面上，但他是南方勋贵，不是北府勋贵，在如今的政坛上势单力孤，得夹着尾巴当官，哪里敢护着个远房侄子？
而东南这边的官府也挺直腰杆办事了——军田收回去后，百分之二十是官员们的职田！那得是多大的利益？怎么能容得刘永隆这样劣绅赖了佃户的押金？而且地方官还有“末位淘汰”和“左班监察御史”两把刀子抵在背后，不好好干活能行吗？
所以刘永隆只好发卖了金陵的宅子还账，还完之后还剩下一点，就用来租房子和应付日常的开销。而他自己则发奋苦读，希望可以中个举，然后就出仕做官。
可没想到金陵城的物价一天比一天贵，特别是米价从崇祯十八年冬天开始就涨得飞了起来，涨到十九年盛夏的时候都快破了天际。一斗米都过了五钱银子，米价是个基础，米价一涨，那可就是万物升涨了！
这叫刘永隆怎么过日子？他不是孑然一身，他上头有五个妈，中间有四个大小老婆，下面还有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而且还有五个跟着刘家一辈子的老仆。
里里外外就是二十二张嘴要吃，而且胃口都好，家里面一天一斗米都顶不住，再加上菜、油、柴、盐、酱、醋、布这些零碎开支，再加上七个孩子上蒙学的花费，再加上不断上涨的房租，刘永隆家每天的开支二两银子都快打不住了！他又是个没收入的无业秀才，有出无入的，日子真是熬不下去了，这才不得已向远房伯父刘孔昭求助。
可刘孔昭的穷亲戚实在太多，他能帮多少？只是给了二十两银子和一封荐书，让他去山东登州投奔北洋大臣沈廷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