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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明朝中后期，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士绅官僚，或者寄在士绅官僚名下，是不需要纳税的。可是朝廷再怎么减省，一年总得有一两千万的收入啊！
所以地方官府也不能完全不收税，可他们又不能向士绅收税。因此就只能向少数还拥有土地的小农和实际上已经没有土地，但名义上还拥有土地的佃农收税了！
另外，收税这事儿也是有成本的！得让贪官污吏去收啊，他们得从中贪墨啊......朝廷得一两，下面的人怎么都得贪上二两吧？
所以一两千万的田赋和加派（实际到手也就这点），到了基层就变成了五六千万！
而且明朝从张居正改革开始，就提高了“征银”的比例，在江南这里，除了漕米部分，其余都折色征银。而这个过程，又让垄断乡里的士绅有了买卖获利的机会——如果大明朝能有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倒也没有什么。江南这边米价高昂，白银又多。折色征银应该是利民惠民之政。
可问题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士绅的免税特权就扩大到了商业活动上面。他们不仅免纳田赋，而且还可以通过偷逃商税获取暴利。
而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的商业活动就很容易被士绅垄断——没有他们的同意，外来的商人没有他们的允许，根本下不了乡。垄断，肯定是没好事儿的。所以压在农民肩膀上的负担，又一次加了码！
而在历来“重税”的江南，名义上每亩不过三斗多一点的田赋，在几次加码后，落到普通的小农肩膀上时，早就超过一石了！
对于那些实际上已经没有土地，却还担着名义的贫农而言，税赋的压力就更大了。也正因为如此，李自成喊出的“三年不征”口号，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