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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观念的突破一直是这个国家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
事实上，很多的改革都是从灰色地带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
譬如，兴隆电子数码城贩卖的这些掌上机、红白机、单放机的商家，这些廉价的山寨产品是不合规的，放在后世肯定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但相较于昂贵的正版，这些山寨产品完美的契合当时的国情，受到了国人们的喜爱，商家从而汲取了巨额财富。
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
张云起一直觉得，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是中国九零年代发展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在这群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人当中，有的空手套白狼，罐头换飞机；有的洞悉未来，在股交所里一掷千金。
有的当起了点子大王。
有的做起了打假先锋。
有的将“特等奖”的字样印到可乐拉环上，在火车站大行其道。
有的在首都开起了全国第一家性保健品店，在举国上下的流氓骂声中，一边享受着春情一边数着大把的钞票。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这部分对变化做出了最积极反应的先行者们，做出了许多让国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不论是好的坏的，一切的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刺激着被压抑了太久的物质欲望。
